为了文学的成熟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为了文学的成熟
李国文
文学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文学的成熟，既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自然也包括失败和成功，或者再失败，再成功这样不停地反复实验在内。因此，考察文学进程，也要尊重这样的客观规律。
一部划时代的石破天惊式的作品出现，绝非偶然。其中必有前人筚路蓝缕的努力，象垫脚石一样使作家攀上不朽的高峰。从“初唐四杰”到盛唐李杜的演变，《金瓶梅》对于《红楼梦》的影响，都充分说明文学发展的积累过程。所以，指望一种类型或一种题材的文学出现伊始，便有臻于至善至美的作品问世，是不大切合实际的。
谈到改革题材的文学，若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算起，到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男人的风格》、柯云路《新星》……时间是相当短暂的。如果哪位评论家仅就这几部只不过是投石问路的作品，匆忙做出改革题材文学成败得失的结论，我以为为时过早。因为毕竟生活本身，也即是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的局面，刚刚冲过起跑线不远。文学超前生活，文学与时代同步，并非绝无可能，但大多数作者对于剧烈变革的生活，总要有一个调整适应，认识理解，消化沉淀，融会升华的过程。托尔斯泰写他的史诗《战争与和平》是在1812年战争以后的40年。曹雪芹于“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间作《红楼梦》，已是“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半生潦倒”以后。这“时间差”有助于历史自身的沉积，有助于作家得以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事物的进程。登高望远，俯瞰而寰宇尽摄眼下，作家的视野愈宽，作品的气势愈大。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初见端倪，政治体制改革即将开始，改革题材文学应运而生，是正常的，所出现的作品，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也是正常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护短，对从事改革题材文学创作的作者来讲，在如此迫近的距离里，写出如许作品，已属难能可贵。至少，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
文学，毫无疑义应该提倡多样化；同样，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应该奏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独尊一花，罢黜百家，文学便失去了丰满的血肉之躯。反之，在一整代人的作品中，看不到时代强烈的印记，听不到在劳作、在变革、在创造的人们的声音，只有轻歌曼舞，花前月下，形影相吊，自作多情，恐怕那只能称之为断了脊梁的文学。
当然，更不容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搞活牵系着亿万颗心，事关每一个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至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人们有权利要求通过多种传播媒介，看到自己在改革这巨大的舞台上的形象，听到自己在这时代的回音壁前传来的回声。文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更深层次的融会心灵、交流心声的纽带，也是焕发力量、鼓舞精神的链环。所以，文学参与改革生活，决非急功近利，是作家的责任，更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当然还是要多样化，甚至改革题材文学本身，也应当提倡多样化，在这场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之宽之广的情况下，也为写改革题材文学的作家，提供了可驰骋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必然带动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这一领域最容易为作家提供鲜活的，生动的创作素材。无妨预言，改革题材文学经过数年来潮涨潮落的实践，巨澜兴起，将不会很远。
我以为对正在成长中的改革题材文学，更需要关心、帮助、扶持。今天，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研究一下“《新星》热”反映出的“柯云路现象”。这个作品，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宣扬清官意识，强调“铁腕人物”的“人治”。但是，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却引起了从大学教授到普通市民、工农群众各种文化层次的观众，普遍的强烈反响。这究竟为了什么？值得深思和研究。对于《新星》，评论界的冷淡和群众的热烈，曾形成强烈的反差。与此同时，评论界狂热推崇的作品，在广大群众中了无反应。究竟专家脱离群众，还是群众脱离专家，难道不应该冷静地进行自省么？
假如评论界对于《新星》或其他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表现出稍多一点的热情，不仅使作者获得教益，读者和观众也会在评论界的指点下，进一步提高鉴赏水平。
写作，是绝对的个体劳动。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却是集体的壮伟事业。这需要作家、评论家，也包括读者在内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丰硕的成果。当务之急，应是投身到改革洪流中去，投身到无比丰富深刻的现实生活中去，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变革主观世界，只要这样坚持不懈地深入实际，深入日益变革的社会生活，改革题材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景，必定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