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棱的性格 杂色的世界——读两篇报告文学新作有感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多棱的性格 杂色的世界
——读两篇报告文学新作有感
李运抟
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中国作家》1987年第3期），描写的是当今一帮乞丐极无光彩充满病态的盲流生活；戴善奎的《大江千古事》（《现代作家》1987年第6期），则展示了当代一群中华热血儿女首次漂流探险长江全程而饮誉中外的历史壮举。将这样两部题材不同、意旨迥异的报告文学新作搁一块议论，乍看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当我们发现它们不谋而合地具有那么相似而具有开拓意义的审美意识或曰创作意念时，就会感到它们的可比颇有意味。这种共同的审美意识，便是对生活真实的健全性的真实处理。
以崇尚真实为天职的报告文学创作，其状人叙事究竟如何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真实境界，这在理论上素来众说纷纭，而实践起来则五花八门。比如，就已经选择的某个具体写作对象而言，作者可以专写他所喜爱的闪光之处而舍弃无甚光亮的部分，反之则可能专事揭橥对象的丑陋之外而不顾及其他复杂因素。当我们明显能够意识到这类可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选择，只能带来反映对象的局部或表层真实时，却又无法否认这还是一种真实的选择。但显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它肢解了客体对象的复杂构成而无法揭橥对象的本质内涵。这样的一种凭作者主观好恶来处理材料的真实观念，如果再加上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价值判断，报告文学的真实只能出现残缺不齐、偏执一隅的真实从而导致非真实。当我们承认新时期十年的报告文学较之以往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时，也不能不看到上述弊症的存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简单分界，对事物喜走极端的处理意识，这并非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鲜见之物。
也正是从这种偏狭的真实观来看，《丐帮》与《大江》就表现了难能可贵的拓展与超越。两部作品皆注重了对客体对象的多角度表现与多层次的揭示。多棱的人物性格与多色调的事件呈现，构成了杂色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所在，尽管这真实仍然是相对的。
《丐帮》处理的是一个小小乞丐王国，若不从化丑为美的艺术审美的角度而仅指题材的意义，乞丐生活自然不是一个富有光彩的话题。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按某些通常的惯例单写乞丐生活的丑陋不堪，而是将这一社会现象作综合审视。乞丐盲流帮里固然有形形色色为人们所耻为社会所嫌的病态畸形，却也有常人的悲欢与善良、正直、同情心、互助之情理的不泯。丐帮头儿“魔术师”对“偷了一位乡下老大娘的包”的大徒弟的喝骂与对小东北兄长般的关心爱护，老叫驴与小东北在外国人面前表现的爱国心，他们对“野鸡”的驱赶以及不与恶偷恶盗为伍，如此等等，都使我们难以以单一的价值眼光来看待他们。这诚如作者所谈，丐帮盲流中的心态行为“就这样简单又那样复杂”。这或许正是社会上任何事物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待乞丐盲流，恐怕我们也正应该从现实性的社会纽结中去审视他们的复杂人生，而不能从机械的认识观念出发来对乞丐们指三道四。《丐帮》的作者正是从复杂的生活现象出发来综合审视乞丐盲流，从而取得了合乎情理的真实处理。
毋庸讳言，《大江》面对的是与《丐帮》完全不同的极富光彩充溢壮美的题材。但同样可贵的是，作者并非一味锦上添花。他既写了英雄好汉们的壮美之处，也写了非壮美之处，又写了既不怎样壮美也不怎样低下的平俗情境。英勇豪爽、慷慨无私、视死如归、团结友爱等素质性格与虚荣怯弱、排他心理、拖拉作风、骄躁不宁等等交结一体，看似不协调而实则浑然，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这不为奇特反为正常。
我以为，《丐帮》与《大江》的作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与辩证意识来处理他们面对的客体对象的。我们的报告文学若想取信于广大读者，不能不在这样的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