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方文化间遨游——话剧《中国梦》观后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中国艺术节

在东西方文化间遨游
——话剧《中国梦》观后
余秋雨
留美学者孙惠柱的剧作《中国梦》，在北京中国艺术节上演出，老艺术家黄佐临以及陈体江、胡雪桦为之执导。孙、黄两位，年龄上的落差几乎有半个世纪，却有着同样的人生体验：以戏剧为津渡，漂洋过海，去悉心品察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往还。
我相信，历史本身包含着最深刻的戏剧性。一切真正厚重的戏剧，都不会仅仅是技巧性锻铸的成果。戏剧家的使命不在于罗织一场场浅薄的审美游戏，而在于提高一个民族对于悲剧性或喜剧性境遇的品味能力，使之真正走向自觉和自由。《中国梦》的力度，正由此而生。
孙惠柱是能够深切体验这些年来几代人巨大的身心簸荡的。他本人目前已跻身于大洋彼岸的高层文化圈中，他所写的两个戏正同时以中、英文在中国和美国上演。他在美国时时静观默察着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次戏剧性碰撞。偶尔，在纽约的街道上，他会突然想起在江西农村的插队生活，那时他常常焦渴地只想结识一位大学生……这种人生历程上的大幅度起落，当代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都领受过，但孙惠柱是一个戏剧家，他在这里发现了无须太多编造的真正的戏，他的创作冲动被激发起来了。
空间上的巨大跨度和时间上的怪异组合，使这个戏很自然地采用了写意手法。你看，进戏不久，女主角明明在美国餐馆里邂逅一位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的年轻哲学博士，名字的相同使她猛然想起了遥远的故国的另一位青年，插队时救过自己命的长江放排工。于是，舞台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月，圆月中映现出一个健壮、粗犷、正与滔滔江流搏斗着的舞姿造型。这个造型，熔铸了故国的神貌、家乡的遥忆、逝去不久的年华、危难中的恋情，而当它出现在纽约繁华的夜空之上，立即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审美效果。当时之于今天，今天之于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同一个柔顺的生命连贯着两种极端性的人生。这里无疑出现了令人酸楚的诗意。全剧对几种极端反复搓揉，因而这种诗意也就贯串始终。黄佐临先生倡导的写意戏剧观，在这里独擅其长。
写意戏剧观的要旨，也许在于艺术家的创造意志对于稳定的戏剧时空的自由。它比写实式的话剧自由，比传统戏曲的写意技巧宏观，一心追求着一种鸟瞰时空、叩问人世底蕴的宏观诗意。因此，写意戏剧观也可说成是格局恢宏的诗化戏剧观。《中国梦》把这种神韵表现得相当充分。它是戏，但它执意要诱发出每位观众的诗魂，在异邦丽都与荒江寒夜、东方圣哲与西方文明之间，作一次狂放而又深挚的审美遨游。
宏观的诗化，总包含着一定的超越感。当孙惠柱把不同的时空糅于一处，他自己也就不再粘着于哪一个具体的时空点了。戏剧艺术家毕竟不是个人体验的奴隶，他能够站远开去，甚至站得很远，来眺望这颗星球上新近发生的两极冲撞。是的，明明姑娘对美国文明的了解还只停留在浅层，正象那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对老庄哲学的了解也只触及浮面一样，这两者都不能代表孙惠柱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孙惠柱明知他们的浮浅，他就是要表现两种文化的浮表层在20世纪后期仓促遭遇时的某种悲剧感和滑稽感。这种超逸，大概也正是由诗的境界上升到戏的境界的契机。陶铸人间悲喜的戏剧家，大多要比呕心沥血的抒情诗人更放松、更客观、更俏皮一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诗情沛然而略少幽默，把剧作者不时浮上嘴角的微笑雕镂得过于沉重和庄严了一点，也许正是美中不足。
这也不能全然苛求于演出者。毋庸讳言，孙惠柱本身的超逸也还不是充分自觉的。他感受到了当代东西方文化表层冲撞的悲剧性和滑稽性，但它的根源和走向还一时难以索解。他真诚地把这种迷惘留在剧作中，因而较多展示性而较少揭示性。对于剧作的这种空疏，演出者常常以自己理解的确定性去填补，这是情有可原的。
孙惠柱的些许迷惘并不只属于他个人。海外游子的放达和自尊、勇气和谨慎、尴尬和酸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随着祖国的命运展开与冲撞。在这种复杂境遇中的人格构建，目前还难以立即获得理性凝冻。因此，《中国梦》的内在灵魂，不会也不应是稳然笃然的，因为那样反倒虚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