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深化断想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文学”深化断想
陈冲
改革题材文学在热闹过一阵以后进入了低潮，这是事实。原因何在？似乎还很少有理论家进行认真的分析。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直线发展，改革文学出现一段低潮也是正常的”，虽然有助于保持体面，却也避开了不应回避的问题。假如就此拉倒，那也罢了。既然又在议论改革文学，要深化，要走出低潮进入高潮，那么从逻辑上讲，就极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它走入低潮的原因。对此，我们要有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在这里，我只能谈点感想和感觉。
一个至今把握不准的感觉是：究竟应该怎么看“正面写”与“侧面写”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一些看法，如果不是问题提得不正确，就是解决得不正确。看上去很简单：改革文学应该丰富多样，因此正面写、侧面写都可以，都需要。可是改革文学从发展到落潮的过程，却表明问题不这么简单。改革文学是以《乔厂长上任记》一类正面写的作品初振雄风、热闹起来的，一热闹，群起效仿，形成了一种较凝固且较呆板单调的模式。接着出现了一批“侧面写”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兴趣，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避开正面，侧面进入，或许正是改革文学深化、发展的出路。此时“正面写”的作品数量锐减，虽有一些作家仍在坚持努力，寻找创新突破的种种可能，毕竟成绩有限，而对这有限的成绩，评论界整个说来是持一种几乎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外，从事这种正面攻坚探索，政治上并非总能有足够的安全感。比较起来，“侧面写”似乎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落潮过程，倒是时有佳作出现并受到评论界的赞誉。然而，曾几何时，就在“侧面写”似乎还颇有生命力的当儿，整个改革文学便落入了低潮，连“侧面写”的也同遭厄运。理论界对此有何高见尚不得而知，我觉得似乎应该把这个事实看成一种提示：尽管改革文学必须丰富多样，正面写侧面写都需要，还不仅限于这两种，但在决定整个改革文学的兴衰上，它们的份量却不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说，改革文学的深化和新高潮的到来，主要将有待于“正面写”的这部分取得重大突破。我不知道这种突破会以什么形式或形态出现，但我感觉它首先将是对“正面写”这个概念本身的突破。它仍然是正面（相对于“侧面”）写的，但又迥异于过去“正面写”的观念和方法。
对于作家和评论家们自身来说，首要的是观念的变革，尤其是历史观的变革。改革的深化使现实生活空前错综复杂，使我们在对之作出判断时越来越感到没有把握。近期以来，更开始显示一种新趋势，即改革的深化使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大量地出现种种过渡性事物，它们不会长久存在，但它们的重要性又不容忽视。这就更突出、更严格地要求提高作家对生活的宏观把握能力和理论评论家的宏观判断能力。而这种宏观把握、判断能力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不是核心问题的话）就是历史观。
今天回过头去省察以往的改革文学作品，包括一些获得过盛誉的作品，已不难看出它们在历史观方面的局限性。尽管具体到某一篇作品，历史观大都不是单纯的，有时正确的方面还占主导地位；但就改革文学的整体而言，这种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是英雄史观的影响。一些改革家的作用被过份夸大了，思想言行被过份理想化了，结果既未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他们的贡献，也未能真实准确地表现出社会主义改革家的特定品格。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很多。例如，宣传上曾鼓吹过“启用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又如，延续下来的文学观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模式——在理想的参预下塑造正面形象，再通过这种形象“体现”作者的主张亦即理想。再如，群众中存在着盼望清官的心理，很容易对这种清官式的改革家形象产生共鸣，等等。应当承认，法治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社会机制仍将包括相当大的人治成分，改革家确实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是这样，就越是要求我们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去分析、把握、表现，透过表象抓住本质。
还有一种现象，无以名之，姑且称为“道德史观”吧。要言之，就是对改革这个历史现象，着重进行道德上的把握和判断。有的主要是对改革中传统美德遭到破坏表示忧虑或愤慨，有的则希望在改革中保持传统美德，有的则意识到改革必定会破坏传统的道德观念，但又希望改革成功之际道德也同时得到复归。除了极少数从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怀疑改革的作品之外，大多数这类作品的创作者，以及称赞这类作品的评论家，都是拥护改革的，并且是满腔热忱地希望改革能健康地即合乎道德地向前发展，取得成功。这类作品也颇能得到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而文学和文学家，较多地注意道德问题大概也是一种传统。然而，历史的前进从来都不是靠道德推动的；正相反，道德总是对以往历史的肯定和维护。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与改革的观念是有差别、有矛盾的。
我认为，在已有的改革文学中，唯物史观还相当薄弱。唯物史观是个太大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正面进行阐述。这任务也留给理论界吧。从一个具体的文学现象看，近两年出现的“文化热”，加强了改革文学对民族文化积淀的关注，开阔了视野和表现领域，这是其影响的积极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也更加消弱了对经济基础，尤其是生产力问题的关注。在我看来，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生产力，而历史观决不能搞多元化。不是说文学都去直接表现如何发展生产力，直接表现经济现象。文学的用武之地主要在精神领域。问题是不能总是从精神到精神，或从文化到文化。基础还是经济，是生产力。作为对生活的宏观把握、判断能力，作为一种“思想武器”，这一条是不能忘记的。抓住这一条，才不会在充满错综复杂、充满过渡性事物的改革现实中目乱心迷，不知所措。
历史观不能多元化，但改革文学中表现出的历史观最终还会是多样化的，不可能唯物史观“一枝独秀”。我觉得，大概只有改革文学中唯物史观大大加强，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历史观的多样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格局。那时，带有一定英雄史观色彩的作品，仍能发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一定的“道德史观”的作品，则可以起到有益的制约作用。因为历史的前进不仅需要推动，也需要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