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丰碑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哲人丰碑
秦牧
不久以前，在报上看到一则文摘，说是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胡传揆在1986年3月逝世之前，留下了亲笔遗嘱，要求“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解剖后，尽量利用其它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遵照遗嘱，一位一向敬爱老校长的技术员怀着尊重之情，小心翼翼地为胡传揆的遗体骨骼加了工，当这副骨骼最近陈列在北京医科大学报告厅，举行庄严的揭幕式的时候，一副牙雕玉琢般的人体骨骼展现在人们面前，瞻仰的人都不禁肃然起敬。
读着这则文摘，我也不禁肃然起敬。胡传揆的英名从此永远镌入我的记忆之中。有好几天我一直都在体味这桩事情，低徊寻思，不能自已。叨念着胡传揆的名字，我认为这是一则大新闻，仅由北京的报纸首先刊载，各地报纸作为文摘登载是很不够的。它理应作为一条大新闻由新华社发布全国才好。因为作了这样奉献的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教育家、大学名誉校长，而且应该说还是一位旷代哲人。这样的事情是我所听到的国内的第二桩（头一桩是山东的一位医学教授）。在国外，我还没有听说过，据说意大利有些大学留下了一些捐献遗体作解剖之用的教授的晒干了的留发的头皮，作为学校的传世之宝。但作为大学校长而愿意捐献自己遗骨的骨架作为教学之需，永远陈列的，胡传揆的壮举可能是世界破题儿第一遭。
人死了千方百计厚殓丰葬，把珍贵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至把陶俑、活马、活人塞进坟墓里面陪葬的事历史上多的是。北京的“地下宫殿”和河北的“东陵”“西陵”，陕西的许多帝陵就给人们留下了一批标本。几乎许多古国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花样，埃及的木乃伊是出名的，尸体要戴金属面具，棺外有椁，椁外又有石椁，一层一层的，赛似八宝套盒；不特此也，还要营造巨大的金字塔，豪华的陵园来安置。历代厚葬所花费的民脂民膏着实难以胜数。在那样的时代，不是被迫，而是主动敢于薄葬的人，就应该算是时代的先驱了。
敢于主动薄葬的人尚且稀少，更不要说谈到捐献遗体以供解剖之事了。很悠长一段时间里面，在欧洲，生理学家、医学家们都不得不冒着被处死刑的危险，夜里跑到荒野盗尸，背回地下室里解剖，也亏了他们冒着如此的风险，作了这样艰辛的努力，医学才从漫漫长夜跨进了现代的门槛。
近一两百年来，捐献遗体以促进医学进步的事情是日渐增加了，但是整个来说，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好一些（例如在斯里兰卡，捐献遗体眼球就蔚然成风，以至它还可以经常供应其他国家人们的需求），有些国家还很差。一个医学院学生告诉我，日本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某医学教授为了要解除一个学生的失明之苦，而又找不到人愿意死后捐献眼珠的线索，迫得去设法盗墓，结果被捕判了时间颇长的徒刑，一群学生为此四处奔波，大声疾呼，为他征集大量签名要求赦免。直到今天，日本尚且发生这类事情，其他许多国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现在的医科大学里，由于可供解剖的尸体非常欠缺，学生在整个学医阶段由四人使用一具尸体，渐渐地“每下愈况”，变成六人、八人只能分摊到一具，这对于提高新医生的学识技术水平，是十分不利的。但是捐献遗体之风，还是十分淡薄。因此，每当我看到有人遗嘱，献眼球，献肾脏以至献出整个遗体供医学院解剖之用的时候，总是禁不住涌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近年来逐渐有些朋友这样做了，并且在健在之日老早就立下了遗嘱。有一次我住在医院，隔房一位朋友逝世了，我得知他立下了这样的遗嘱的时候，黄昏时候推开了隔壁空洞洞的病房（因为遗体早给运走了），伫立在他的床前，默默致敬地守了十几分钟。我参加过无数的追悼会，但是象这样倾心默哀致敬的经历，却是很少的，特别是一个人在一间禁屋里对着一张空床！我并把订下这样遗嘱的朋友们的生平经历细细琢磨了一番，发现能够这样做，敢于这样做的人，大抵都是生前待人温厚，志向高远，集体主义精神非常强烈的人。所以，决定捐献遗体虽然仅仅是一件事，但是它却是综合地反映了一个人的许多根本观点。冰山浮出水面是一点点，底下可有个巨大的基座！
听说在推行火葬办法之初，全国各省区领导干部纷纷签名赞同，但也有极个别的人怎样也不愿意。做到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总应该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但是在殡葬改革上都有人持着如此顽固的态度！捐献遗体的决定比这个对许多人又不知道难度要大多少了。唯其如此，大学校长、哲人胡传揆不但捐献遗体作解剖之用，而且遗嘱要把骨骼也立在自己生前工作过的医科大学中“以利教学”。这样的人物太伟大了，这样的风格太感人了。他让人理解，原来人还可以“鞠躬尽瘁，死而不已”。让人理解，什么叫做无私无畏，什么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具宝贵的骨骼是不同寻常的。它的价值不能用普通的财货来衡量，它的教育意义不能仅仅以一间学校、一个地区来估计。这项伟大行动是对许多世俗观念丢下的重磅炸弹。这具骨骼是新中国的国宝，它向世界显示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舍己为群，振兴中华怀有怎样坚决的意志和怎样崇高的风格。它不仅是中国的新闻，也应该是世界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