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怎样出台的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汇报

他们是怎样出台的
本报记者　李而亮　李渡　李春雷
他们——北京苍松实业发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其骨干分子，在以“馈赠肥料”为名，搞大规模诈骗的活动中，显示了各自的“本领”。然而人们要问：他们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过去干过什么营生？
粉墨登场
先说苍松公司总经理刘学成吧。
此人现年45岁，小学文化程度。1961年至1968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因严重违反军纪，先后受到警告和严重警告的行政处分。退伍到地方后，1983年底，在北京自行车总厂（现并入北京市第一食品公司）任工会干事期间，因乱搞男女关系和给外单位介绍业务从中牟取非法收入等错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留党察看期间，刘学成毫不珍惜党组织给予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又公然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倒卖钢材、汽车等物资的活动，北京市第一食品公司党委于去年2月将他开除出党。
刘学成自觉无脸在厂里呆下去，便离职自谋生计。他通过北京玻璃五厂工人焦景敏，认识了某单位离职人员林均元和军队病退干部张虎。刘学成欺骗这几个人，说他是党员，在部队是连级干部（实际上只当过副班长），曾任北京晚报记者和某单位党委副书记。接着，刘学成同这三个人一起商定办公司，每人拿出1000元入股。
开初，刘学成想借助一家公司，搞个分号，但没有搞成。接着，经人介绍，趁一家公司陷入困境之际，他通过明争暗斗的方式，先派人夺得人家的印章，然后僭取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最后完全接收了这家公司。这样，在去年4月底，一个名称与前公司相同的皮包公司——中国蓝盾经贸技术总公司宣告成立。刘学成任总经理，焦景敏任经理部经理，张虎、林均元分别任业务员，开始了他们新的“事业”。
“空手夺刀”
刘学成心里十分清楚，对于新建的蓝盾公司来说，要想站稳脚根，首先要有钱。他对下属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只要给我搞来钱，就给你们多发奖金。”在他的支持下，公司的一些人开始了违法活动。他们手中没有资金和货源，却四处招揽客户，大做柴油、石蜡、三合板、鱼苗等买卖。从此，数万元、数十万元的钱骗到了他们帐上。这种买卖，用焦景敏的话叫作：“空手夺刀”。倚仗着这种本领，蓝盾公司的一些人骗取货款养肥自己。公司的几个头面人物，也摆起“谱”来，都独自每月包一辆租金近3000元的小汽车，腰里掖着无线寻呼机，吃喝更是挥霍无度。
好景不长。公司开张几十天后，前来要货追款的新老客户便充盈门庭，骂声不绝，弄得刘学成等人如坐针毡。连公司租借房的房主也看不惯他们的作为，公开要撵他们走。于是，他们又在北京前门一带找了个地方，将公司秘密转移。
没过几天，债主又纷至沓来。他们没料到的是，原蓝盾公司所“挂靠”的单位，因不符合国家办企业的有关规定，宣布与之脱钩，公司在年审执照时因无上级主管单位而通不过，蓝盾公司实质已解体。这帮人为了继续把“公司”办下去，便寻找冠有“中华”、“中国”头衔的单位“挂靠”。他们联系了几个地方，都因条件不利自己没能靠成。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公司主要成员之一的张虎给刘学成送来“好消息”，有个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基金会可以利用。
各有所图
原来，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基金会负责人此时也陷入了困境。中国老年摄影学会是一个群众团体，由一批已离开工作岗位的老摄影工作者组成。他们的本愿是想为我国的摄影事业出点力，所以成立了基金会，为活动筹集一些资金。基金会曾办过北京苍松咨询服务公司和北京苍松实业发展公司两个企业，但两个企业都由于经营中的问题发生亏损。尤其是基金会主任陈勃兼任经理的咨询公司，连陈勃从外单位借来的30万元本钱也赔了进去。庞大的债务，使陈勃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时的苍松实业公司已是空有其名，只是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尚在；而苍松咨询公司的借款单位多次催陈勃还款。两个处于困境而主管单位又冠以“中国”头衔的公司，正好给刘学成一个起死回生的转机，成了他捕获中的猎物。
经过张虎牵线，由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常务理事李虎臣引荐，刘学成等人很快于去年7月11日与陈勃在北京和平门外的“小天鹅”酒家会面。刘学成说他们人员的政治、文化素质如何如何好，把骗来的七八十万货款说成自有资金。一时吹得天花乱坠。陈勃和李虎臣也谈了他们的意愿，说老一辈摄影家想为中国的摄影事业出点力，集资建一座摄影艺术展览馆和中国第一所摄影学院。刘学成听了这话，俨然装成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满口答应：为了摄影事业，3年内拿出3000万元资金。在一片觚光酒影中，一方迫切寻求“挂靠”单位，操其旧业；一方急于找人收拾烂摊子，偿还债务，双方大有一拍即合之势。实际上，尽管两方口口声声都大谈“摄影事业”，而内心却是各有思谋。
这次会面后，刘学成加快了“进攻”的步伐。他连夜让人起草原有公司基本情况的报告以及成立新公司的可行性计划，并频频找陈勃、李虎臣商谈“挂靠”事宜。当陈勃给刘学成谈了30万元债务的苦衷之后，刘学成慷慨解囊，答应分期拿出30万元替陈勃还债。陈勃因有以前办公司失败的教训，又对刘学成等人的素质、资金情况不摸底，仍然犹豫不决。为了取得陈勃的信任，当8月25日陈勃有病住院时，刘学成亲笔写了保证书，坚决表示愿意替基金会偿还30万元的债务（据了解，刘拿出的30万元是其他客户交来的货款）。刘学成的“义气”之举，使陈勃大为感动，因此，他完全解除了对刘学成等人的戒备之心。原苍松实业公司的帐号、营业执照和租借的房子就这样的落到了刘学成等人的手中。刘学成摆脱了危机，东山再起，带着他的人马重新组成苍松实业发展公司，他本人摇身一变，也由蓝盾公司的总经理成了苍松公司的总经理。刘学成因为给基金会拿出了30万元还债，所以说话干事气很粗，常以此胁迫基金会的负责人，也不满足于现有的总经理职位了。李虎臣、陈勃对刘学成的心思十分清楚，他们把刘学成看成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要想驾驭，只好采用顺从的方式来“拴”住他。经基金会研究后，刘学成又多了一个基金会副主任的头衔。
骗钱有术
刘学成搞政治上的欺骗有一套。
他明明已被开除党籍，但两次在给工商管理部门填写的法人代表基本情况表中，都写上自己是“党员”。在其中一份登记表上，还伪造主管领导、基金会主任陈勃的签名。而另一份伪造政治面目的登记表，在送陈勃签字盖章时，竟然得到了他的容忍。刘学成对公司的职工更是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党员”，多次动员职工写入党申请书，自己要当入党介绍人，还让公司的个别党员，把党费交到他那里。尤有讽刺意味的是，刘学成等人一面干违法活动，一面又订立什么“学法”日，每星期一请法律顾问去公司讲课，并将“学法”情况打印成“简报”送给基金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遵纪守法者。
刘学成等人在经济上搞违法活动，是明目张胆的。他们经营的项目远远超出了工商部门批准的范围。去年10月，苍松公司开业不久，就做起了三合板买卖。刘学成等人和厦门一个皮包公司——龙港贸易公司签订了进口三合板买卖的合同，由龙港公司提供货款，苍松公司提供货源。接着，龙港公司又和北京广告公司挂钩联系客户。去年11月中旬，北京广告公司钓着了一条“大鱼”，保定市土产杂品公司需要大量的进口三合板。双方签订了购买4.9万多张三合板的合同。很快，保定方面的83万元货款径直汇到苍松公司的帐号上。尽管苍松公司拿不出半张三合板，但收到货款后，除了挪作它用外，还让龙港公司的人作为业务费用随意提出。保定土产杂品公司发现上当后，力图追回。这几家公司推来推去，至今分文未退。
搞起买空卖空来，苍松公司可谓“人才济济”。在利用复合肥搞诈骗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兴柱就是一个。王兴柱本是山东莘县农民，1961、1967年曾两次流窜在外作案，两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第二次刑满释放后，他只身一人跑到河北磁县落了户。在那里因与当地发生11万元的经济纠纷，又跑到山西太原开了一个饭馆。不久，王兴柱又窜到河南沈丘县，隐瞒了个人历史，被河南中州砂轮厂聘为销售科副科长。半年后，他以副科长身份在北京与苍松公司挂上了钩。
王兴柱的骗术，刘学成等人很赏识，从此他长期逗留北京。要说行骗的“本领”，王兴柱和刘学成等人相比，可说在伯仲之间，两次就为苍松公司骗进货款92万元，至今仍未退清。其中今年3月2日，正当苍松公司再次因资金缺乏陷入困境之际，王兴柱领来了宁波塑料制品三厂的业务员邬国权。王兴柱告诉刘学成这个厂要求苍松公司为其代购200吨聚丙烯，刘学成先问对方是否带款，王兴柱告诉刘带来80万元汇票和1万元现金。刘学成听后，让焦景敏、王兴柱想法把款留下。随后双方订立了代购合同。就这样，苍松公司把81万元搞到了手，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这笔巨款随即被王兴柱、刘学成动用。
宁波塑料三厂交款后，对苍松公司的货源不放心，几次找到王兴柱催问，王则拍着胸脯保证无问题。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宁波塑料制品三厂不断找上门来催货。为了应急，王兴柱又串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焦作市新艺经销公司驻安阳市分公司 （该公司及其分公司已于1985年经上级批准撤销）的刘建国，以该公司的名义开出供应200吨聚丙烯的假供货证明。谁知这一切都是徒劳的，3月底宁波市检察院等有关部门派人来到北京向苍松公司讨债。无奈，刘学成等人只好答应退款。苍松公司帐上钱不够，刘学成赶紧指使下属企业发展部经理刘志强设法搞点先补上。刘志强这员“骗将”果然身手不凡，他竟能再借用那份假供货证明，很快又从另一处骗来40多万元，以救刘学成的驾。刘学成就是这样坐阵指挥，靠王兴柱、刘志强等人到处骗钱，拆东墙补西墙，做空头生意，维持他们一伙的生计。
以上是刘学成等人起家的过程和他们诈骗活动中的一少部分。他们的诈骗行径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他们借助了一种能够滋生的土壤。刘学成曾对公司的职工说：“我需要老年摄影学会的大牌子，老年摄影学会需要我的钱，双方相互利用。”这种赤裸裸的秽语固然令人憎恶，却从反面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