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刘季平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念刘季平同志
张劲夫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刘季平同志逝世了，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回忆起57年前，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闻名中外的南京晓庄学校，被国民党封闭前后，当时任晓庄学校第一届中共党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刘季平同志敢于向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形，就使当时我这个年轻的学生，对他非常钦佩。后来他前后两次入狱，在狱中他不仅敢于领导难友向敌人作斗争，学习马列主义，而且还以满力涛的笔名，写了几十篇有关哲学、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由于我参与编辑陶先生主办的《生活教育》刊物，而他写的文章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因而有机会首先拜读这些文章。尽管这些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不一定都很正确，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弄清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知识青年起了启蒙作用。其中有的见解颇具新意，如讲事物的凝聚与膨胀的矛盾（实质上是讲巩固与发展的关系），即是别人未曾涉及的，对我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颇有启发。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尽管他和我不在一起工作，见面机会也不多，但常能听到过去的老同学、老战友反映他仍在努力工作，刻苦学习。他的为人，他那艰苦朴素、严以律己的作风，都给我以良好的印象。
季平同志从1927年2月入党以后，60年的革命历程中，头10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度过的。他把监狱当作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在万般折磨下勇于组织狱内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他在武汉、桂林等地从事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始终按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防共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到苏中抗日根据地，从事党政领导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曾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即抗大）第九分校的副校长。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新四军第一师干部教育工作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长、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校长等职，积极从事部队的新式整军和党的战时教育工作，为我军胜利渡江南下做出了成绩。建国后，他被分配到苏南新解放区接管城市工作，他本着做什么学什么的精神，积累了新区经济、政治、文教、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他被调到上海市工作。在上海工作的七年期间，季平同志对上海的经济、外事、统战、文教、卫生、科技、体育事业以及市政建设，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季平同志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三年自然灾害之时，他被调到山东、安徽工作。季平同志在极困难的环境里，坚决服从革命需要，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深入灾区调查蹲点，废寝忘食地工作，总结推广生产自救的经验，领导群众度荒，积极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地、认真地进行甄别平反，对稳定当地两省的局势，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十年动乱一开始，季平同志就蒙受冤屈，遭到陷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坚决抵制“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诬陷，保护其他受迫害的同志，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致在这段时期中，他自己遭到各种虐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季平同志被安排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非常关心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是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早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为改进老馆工作和新馆建设耗尽了心血。1975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他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组织全国力量，历经10年之久，使周总理的遗愿得以实现。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他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创始人。1980年5月，他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工作汇报提纲”，这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季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学教育、办教育，培养人才呕心沥血。他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期的得意门生。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中，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他都本着陶先生所指导的“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精神，始终考虑要从整个社会着眼，以所有男女老少为对象，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职进修教育与社会宣传等，予以全面重视、分清轻重缓急，统筹协调，实事求是地做好工作。在抗日根据地和苏南、上海、安徽、山东等地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时，他始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既注意教育数量上的发展和普及，又注意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在他担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代部长期间，他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查研究，针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他对我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和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季平同志有关教育工作的论著，也是我国人民发展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季平同志退居二线以后，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反思他在20年代晓庄学校时期，由于当时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左”的思潮的影响，给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先后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三顶帽子，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还写文章，对这些错误再三进行检讨和再认识。他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说他是近代史上越来越自觉地为配合政治革命而进行教育革命的典范。并强调指出：“我国现在非常需要陶行知，需要众多现代陶行知。”他积极组织有关同志建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并任第一届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推动全国有关省市和高等学校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他再三强调：全国“陶研”工作要在各地党政领导下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教育学说作贡献。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也念念不忘“陶研会”的工作，由于“陶研会”的筹建和成立前后，我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季平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德时时在教育着我和其他从事“陶研”工作的同志。他的忠诚的老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