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不愿上公堂”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也谈“不愿上公堂”
申辰
李晚成同志在《“但凡不愿上公堂”》一文（载1987年8月4日“大地”副刊）中，指出当前某些人法治观念淡薄，遇事不愿“经官”而喜好“私了”，这是很有针对性的。然而，“私了”而不愿“官断”的原因，并不全是“君子不入公堂”的“非讼”观念在起作用，相当一部分倒是由于有的“公堂”难进，“官司”难打，以及被诱发的狭隘个人利益在作祟。
据一些经过“官司”的人讲，在个别的地方，要想打赢“官司”，得经过一场“挖门子”“运动”和送礼竞赛。否则，或者有理打不赢“官司”，或者打赢了“官司”亦得不到应得的赔偿。于是有不善此道或无力此道者，便“知难而退”。
再说“个人利益”。有许多事件的责任者，是宁愿花钱舍物而不愿坐牢或受法律制裁的，于是便千方百计做受害者的工作，或给予重金，或威胁恐吓。说是“就是把罪犯枪毙了，您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呀，还得罪了人，不如多得点实惠的好”——在此种心理的支配下，“私了”之风日盛。
解决之法，无论是“公堂”之上，还是“公堂”之下，均应增强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特别是执法者不能贪赃枉法，见利忘义。
此外，在《但凡》一文中，把孔子的“使无讼”作为“君子不入公堂”的“非讼”观念的来源之一，在理解上似与原意未合。
孔子的原话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意即：“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这话实际反映的是孔子的为政理想。在孔子看来，能够较好地审理诉讼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应该是消灭产生诉讼事件的根源。通过德治和礼教，使民心向善，不再有各种纠纷和案件发生，这是孔子“使无讼”的真正意义。当然，这种主张过于理想化，从重视道德教化的一面看也言之成理；但他轻视法制作用的倾向，则是应予扬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