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评《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孔祥吉
由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最近已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的体例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照历史顺序，将义和团运动期间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活动逐日选录。由1896年3月山东曹、单县大刀会酝酿起义，一直到1901年9月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止，生动而具体地勾画出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酝酿、发生、发展以及最后失败的全过程。
《要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给人以立体感。义和团运动来势迅猛，短短一两年内，就在山东、直隶、京津、内蒙、东北等地区很快卷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狂飙。范围之广阔，声势之浩大，发展之迅猛，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确实是罕见的。从这场运动的整体上看，规模宏伟；然而，就其参加运动的各个分支来看，却又是十分涣散的，这里一团，那里一伙，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各地区之间斗争的策略、纲领亦不尽相同。而且，在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也充满了冲突矛盾。德、俄、日、英、美、法、意、奥列强之间，各怀鬼胎，你争我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围绕对义和团的态度问题，长期争论，几乎闹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与此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与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之间，亦趁着国内大乱的局势，积极展开活动，扩充实力，策动起义。
历史的锅炉沸腾了。神州大地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幕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场面。这种使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场景也给历史学家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能够既从纵的方面了解这场运动的发展全过程，又从横的方面剖析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心理动态。以往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由于受体裁的限制，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兼顾。而《要录》因为是按照时间先后，将不同政治派别的活动罗列在一起，相互照应，这个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运动的主体是那些既缺乏先进理论作指导，又没有先进的武器作后盾的农民。他们在进行可歌可泣的爱国斗争的同时，也干了不少这样或那样的蠢事。对此，《要录》的作者采取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扬长、不护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对历史现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剪裁”。例如对义和团火烧大栅栏事件，《要录》既没有回避矛盾，也没有为义和团开脱，而是具体分析了它在经济上造成了市面萧条，商店歇业，政治上导致了人心浮动，人人自危的后果，致使原来对义和团运动抱有观望态度和某种同情心理的群众，转而趋向怀疑，不再相信义和团的迷信宣传了。因此，作者的结论是，义和团在极为关键的时刻，在繁华的大栅栏放了一把大火，伤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不好的政治影响”。
《要录》的缺陷在于所采用的资料不够广泛，个别考订亦欠严谨。作者虽然注重了已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对于尚未刊刻的各类有关义和团的奏折和其它文献，没有做更深入的发掘。尤其是对考订历史事件和人物至关重要的军机处和宫中档册，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个别地方，采用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来订正重大事件所发生的时间，而没有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早事档》、《上谕档》以及《随手登记档》等原始记载，这样就难免出现失误和差错。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袁昶、许景澄的上书问题。晚近以来的许多关于义和团历史的著作，都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袁昶、许景澄在顽固派刚毅、载漪等挥舞屠刀、气焰嚣张的恐怖环境下，置生死于不顾，联名上疏指斥董福祥所统帅的甘军与义和团“狼狈为虐”，建议血洗京师，对团民进行“痛剿”。《要录》对这样一起重要事件的真伪，并未仔细探究，而相信确有其事，所依据的资料不外乎《袁昶奏稿》与《清议报全编》。其实，这两部书并非信史。前者是义和团风暴过去后，一些“好事之徒”编造的；后者则是转载。早在民国初年，章梫为袁昶、许景澄作传时，曾披阅清宫朱批奏折与录副奏折，证明了袁、许二人并未上书（见章梫：《一山文存》卷3）。长期以来论者不察，以至讹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