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战斗　玉汝于成——学习任弼时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团结战斗　玉汝于成
——学习任弼时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
萧克
我在任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几年，以后又听别的同志称道他的领导作风，我感到善于团结干部一道工作，是弼时同志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到湘赣苏区后，是苏区的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二、六军团会师后，又成为两个军团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二军团和六军团来自两个不同的苏区，会师以后，能够成为团结的模范，正如贺龙同志所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一方面当然是在敌人追剿的情况下，团结战斗是两支队伍的共同要求，但另一方面，和中央代表任弼时及二军团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互相尊重，善于团结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两军会师后，在全国红军大转移的情况下，二、六军团能较顺利地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以后又顺利地完成长征的任务。
任弼时同志善于以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来教育干部，按党的组织原则正确处理同志关系。二、六军团会师前，由于原湘鄂西的领导夏曦同志，执行第三次“左”的路线和政策，肃反扩大化，部队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遭受破坏，不少同志被错误地处理。任弼时和两军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后，经中央同意，初步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下的一些错误政策，重新使用一些同志，并且改组了原湘鄂西和二军团的领导机构，加强了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即向湘西地区出击。那时，他认为各地红军虽然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但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仍然是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特别是土地革命，是中国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红军走到哪里，只要打出土地革命这面旗帜，就受人拥护，不仅可以保存，而且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在湘鄂川黔时，一面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面在根据地内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各级政权及地方武装等工作。我们长征到黔东的石阡时，中央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任弼时同志很快采取行动。在黔西的盘县时，总司令部提出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建议。任弼时同志认为红军要抗日反蒋，北上是大势所趋。由于弼时同志能从政治上、战略上及时地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使大家能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自觉地按照中央的正确方向行动，所以常能化险为夷。这是一个高级领导人能够率领千军万马，信心百倍地团结奋斗的首要条件。
在领导方式上，任弼时同志很重视集体领导。六军团从湘赣出发时，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先后建立，这样，使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并进。凡是重要的问题，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即便在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尽可能集体讨论，或是由主要负责人交换意见后才决定。在讨论决定问题之前，他总是多方收集材料，有时是自己动手作调查，所以在集体讨论时，他能够对敌情和社会情况提出依据。在紧张的战争局面下，他为了调查研究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的高度责任心使同志们叹服不已。在讨论问题过程中，他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先下定语，作结论。一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大家都得照办。
弼时同志平等对人，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不管是在平时或在会议上，也不管是别人说话唠叨甚至言词激厉，他总是耐心地听，让人把话说完，不轻易打断别人。他坚持原则而不激动，议论不多而思虑周详。一边倾听，一边思考。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城府很深，然而，当他考虑成熟以后，便“城门”洞开，如见肺腑，令人心悦诚服。特别是对有错误或缺点的同志，他经常采取耐心的启发，使人自觉；有时严肃批评，但态度诚恳，分寸恰当，决不轻易指责，或者声色俱厉地扣大帽子。
在湘赣时期，有位军队的同志，在工作上有差错，按“左”倾路线时期惯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习惯，是理所当然地要被扣上大帽子的，但弼时同志还是循循善诱，启发他自觉地认识错误，继续团结他一道工作。夏曦同志的错误受到批评后，任弼时同志还是让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任军分会委员、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任弼时同志这种善于团结，耐心教育干部的好作风，得到广大干部的衷心拥护，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气氛下，有同志说他是“有教育精神而无斗争精神”。这当然是片面的。因为教育与斗争，是对立的统一，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提高思想，使同志自觉地改正错误，声色俱厉地“残酷斗争”，如果不把道理讲清楚，不让对方说明情况甚至申辩，打击虽然无情，但认识不见得能提高，结果，不是压服，便是使人背上包袱。相反，坚持原则，平心静气地说理，启发别人自觉，效果适得其反。在革命内部的同志关系上，我们只应该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即使必要的斗争和处分，仍然应当说清道理。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弼时同志身上，体现非常突出。可惜，在50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传统被破坏了，无限上纲的坏作风横行，使同志之间，产生许多裂痕，带来许多后遗症。
在《任弼时选集》出版的时刻，我谨就弼时同志善于团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谈一点亲身的感受，以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弼时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