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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包庇反革命首恶分子错误行为的自我检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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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1-12-01
第3版()
专栏:

关于包庇反革命首恶分子错误行为的自我检讨
俞铭传
在三大运动中,我丧失了党的立场,包庇了反革命,破坏了土地改革,使党和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党在耐性地教育我,而我还不能迅速地认识全部的错误,还在替错误辩护。我所以会犯这么一连串严重错误,是因为我在思想上没有入党,还有浓厚的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长期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虽然十几岁时就接触到革命,但没有好好学习,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的道理;对劳动阶级只有表面的同情,没有深切的爱;对剥削阶级只有表面的憎恶,没有切齿的仇恨。一九四八年入党之后,仍旧没有彻底检查自己的思想,把那些反动和错误的成分完全肃清。因此,当革命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冲突时,我就始而立场动摇,观点模糊;继而丧失党的立场;终于产生了包庇反革命的行为。
解放之前,当我知道俞鼎传加入国民党做了伪县参议员和伪县参议长时,我只认为他这样地堕落下去,完全葬送了他个人的前途;却没有分析他的堕落的根源,没有认识他对革命的危害性。我还把他当做一个“走上歧途的伙伴”,却没有认识到他已是人民的仇敌。
解放后,我仍极端错误地认为他是一个“罪恶不大”的反革命,以为他还可以改造自新。我一味替他个人的前途设想,完全忘掉革命的利益;我一再要他到北京来学习,工作,却忘记了他是一个反动党团分子,他的罪恶应该受到当地人民的清算。因为我在思想上成了地主反革命的俘虏,于是他对当地干部的谩骂并没有引起我的愤恨。我没有把它们当做反革命言论,却认为是确有其事的“偏差”。
因为我站的是俞鼎传的立场,不是党和人民的立场,所以当我知道他被捕时,就先在思想上对他包庇起来,错误地认为他的罪恶还够不上逮捕。我不但没有从阶级本质去认识他的反动性,反而毫无阶级观念地以为他的“性格”和“为人”还不坏。我不但不相信当地党和政府的措施,反而相信他自己的“不会作恶”的谎言。我不但不认为他的成为“绅士”是地主和国民党勾结的结果,反而以为由于他对当地“人民”有些好处的原故。我不但没有分析他在解放后的思想,认清他的反动本质并没有改变,反而以为他已在诚心改造自新。他不肯离开家乡,基本上是舍不得放弃家产,我却替他开脱,认为他是“心中无愧”,不愿被人当做逃亡地主。由于这些极端错误的认识,我便怀疑当地干部有“偏差”,恐怕他的被捕未免“冤枉”了。
我既然有了这些包庇的思想,同时又极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和纪律,于是没有向支部报告和请示,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写信给村政府,申述我的意见。当时自以为站稳了党的立场,把我的意见提供村政府“参考”,其实我根本就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希望达到开释反革命的目的。因而凡是对反革命有利的地方,我就夸张地叙述,凡是对反革命不利的地方,我就轻轻地放过去了。我在信上又暴露了职务和党员身份,表示自己比村政府负责同志高明,给他们一种威胁,使他们重视我的意见,也就是把反革命从宽处置。如果当时我真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我就应该对这个伪县参议长的被捕感觉愉快,希望村政府认真为人民除害。
过了几天我见到俞昌华的信,说土地改革工作队在“乱抓乱打”,并为俞鼎传的被捕抱不平,要我“救救我乡广大的群众”。我在思想上早已和地主反革命站在一起,这些话正和我的思想一致,于是我认为土地改革工作队真有过“左”的“偏差”了。我不但不认为俞昌华是地主反革命的狗腿,反而以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因此我就颠倒了是非,把土地改革工作队看成“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敌人的狗腿当做“革命干部”,于是俞昌华对土地改革工作队的辱骂并没有刺激我的情感,我更没有从这辱骂中推测他的居心。所以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正因为狗腿的反映符合俞鼎传的利益,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措施却和他的利益相抵触。我向党组织反映情况,一面是希望纠正所谓普遍的“偏差”,一面也是希望在所谓“纠偏”中可以求得俞鼎传的开释,达到包庇他的目的。在向党组织的报告中,我没有提到逮捕俞鼎传的事,表面上是避免包庇他,实际上正是要包庇他,因为如果提到自己的哥哥,党组织就会怀疑,也许不会去调查,不会去“纠偏”了。我这样不全面的反映就是对党不老实,欺骗了党。
我给县长写信,除掉重复了我给村政府写信时的各种严重错误外,更替俞鼎传辩护拆卖房屋的事。我对这事没有调查过,只凭俞鼎传所告诉我的来替他开脱。这也是我丧失立场,不相信干部而相信反革命分子的另一表现。
四月下旬,我知道俞鼎传被枪决了,虽然认为“调查许久,大概没有冤枉了”,却也没有因为消灭了一个首恶而感觉高兴。如果我已抛弃了地主反革命的立场而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我就应该为了一个反革命首恶的枪决而欢欣。
当我知道了他的被枪决,我已初步地发觉自己犯了错误。当时我想:对他的情况太不了解,为什么那么冒失地写信到南陵去呢?那样天真地以为他对我十分诚实,但他连“戡乱委员会主任”的事都瞒着我,我却仍旧在情感上包庇他,没有分析他的反动本质,因而只觉得他“可恨”,只后悔不该过分相信他而过问了他的事情,却没有把他当做人民的敌人来仇恨。我对自己的错误虽然稍稍有些认识,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我不认识这是丧失了立场的根本错误,只以为是普通的“不了解情况乱发言”,因为我还没有站到党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错误。又由于我极其自高自大,怕丢脸,于是我就没有把自己的错误报告组织,只想偷偷地改正这个“冒失”的态度,以后多多警惕。这又是对党不老实的态度。当王志诚同志得到刘仁同志的指示,要我把向党组织反映所谓情况的底稿交去时,我仍旧没有觉悟,没有把写信给南陵方面的事说出来,这更是有意对党隐瞒自己的错误。
到了七月间,当宋硕同志问我时,我才把写信到南陵去和俞鼎传已经枪决的事完全说出来。等我看了关于他的材料,我一面恨他血债累累,作恶多端,
一面还在思想上包庇他,怀疑解放前南陵的各种反革命罪恶是否可以全部归罪于他。当时我对他已有仇恨,认为确实应该枪决,但又觉得放开县长,要他一人负全部罪恶责任,对他有欠“公平”。对于拆卖房屋等等,我还是相信他自己以前所说的话,不相信组织上的材料。我所以会这么顽固,还是由于我没有离开地主反革命的立场,认识他的反革命本质;还是由于我不关心人民的利益,却关心反革命的利益。
党对我是很爱护的。刘仁同志和宋硕同志一再启发我的自觉自悟,但因我基本上是站在地主反革命的立场上,而且没有组织纪律的观念,非常自大,不肯暴露错误,不肯彻底检讨错误,于是便不能及时地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及时地真正觉悟。等到王学珍同志等和我谈过两次话,我才初步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但还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等到开过两次小组会和一次支部会,同志们提出更多的意见,使我得到更大的帮助,我才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对“包庇”的认识还很表面,没有从思想情感深处去挖掘根源。在党员大会上听了王学珍同志的仔细分析,会后再从思想情感深处去分析自己写信的企图,我才认识到自己一开始就在主观上包庇了地主反革命,即使没有写一封信,思想情感上也是彻头彻尾的包庇。我所以这么不易于认清自己的错误,完全因为没有一下子就离开俞鼎传的立场,彻底斩断封建的兄弟情感,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只有先站稳党的立场,然后才有正确的武器,才能切实揭露自己的错误。
由于我的错误,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首先是在南陵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印象,使农民对党和人民政府怀疑。其次是打击了当地干部的威信,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缩手缩脚。第三是推延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日期。第四是给各级党委带来了许多麻烦。第五是影响了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工作。我觉得异常痛心,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这么大的损失!
总起来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是因为我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浓厚的封建情感;一是因为我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自高自大,无组织无纪律,甚至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错误。我没有让个人的利益来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却要使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服从个人的利益。
这些反动和错误的意识,大大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平时虽也觉察到自己的毛病,但总没有严肃地对待它们,没有深刻地检讨。因此,到了一个重要关头,这些毛病就发展为最大最严重的错误。党给我严厉的处分,不仅纯洁了党,也给了我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我决心从头虚心学习,时时警惕,时时反省,真正站稳党的立场,努力工作,来补偿我给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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