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问猪情——北京市副市长黄超下乡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副市长问猪情
——北京市副市长黄超下乡记
本报记者　张书政
晨光熹微，一辆乳白色的小汽车驶出北京城。车内是北京市分管农业、副食、蔬菜的副市长黄超，还有市农场局局长、畜牧局局长以及市政府农办的同志。
车子沿着京昌公路向北飞驰。人们正在欢度国庆节，车窗外不时地闪过工厂、村庄欢庆佳节的场面。而黄超的思绪却在猪身上。
夏、秋以来，北京市猪肉供应偏紧。前几天，黄超和商业部门的同志安排国庆、中秋节日期间的猪肉市场供应，也苦于货源不充足。黄超知道，到8月底，全市存栏猪只有124万多头，比去年同期减少12％，而减少最多的是母猪：成年母猪剩79600头，比去年同期减少3％，后备母猪剩12000头，比去年同期减少15％。黄超曾向市主要领导提出过关于生猪存栏减产的看法，这不是改革把生猪生产弄糟了，而是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里面当然有粮价和猪价不合理的原因，但就京郊区、县来说，主要是这几年农村比过去富裕了，全市农民人均劳动所得去年达到816元，比1978年增长近两倍。农民来钱的道儿多了，再加上养猪赚不了几个钱，养一两头猪，形不成作为家庭收入的经济支柱，养者发不了财，不养者也没感到特别困难。过去农民家里一进院就是猪圈，现在大多数都拆了；有的盖小楼的人家，院里更不修猪圈，甚至连鸡都不养了，怕鸡叨了美化院庭的花、草。黄超汇报的这些情况，市主要领导很重视，认为应当根据这些新情况，来考虑如何发展生猪生产。最近，几位市领导初步筹划了几条“大养其猪之计”。为使这个粗线条的意见早日变成切实可行的措施，黄超决定到郊县农村，听听农民和养猪者的意见。
车子在位于昌平县回龙观区的北京市北郊农场停下了。黄超在场部会议室里听了女副场长、北京市著名养猪能手樊生楠的汇报。然后，到该农场畜牧试验站猪场看了种猪、母猪和仔猪。边听，边看，黄超还不停地问：“不该出栏的‘架子猪’就宰了，对缓解猪肉市场不利，采取处罚措施行不行？怎么个罚法好？”“生猪收购价格往上调，调整幅度应该定到多大？”“国务院最近拨出30亿公斤粮食扶持养猪，也给我们北京一部分，猪饲料供应应该怎么改善？”……
北郊农场是北京市生猪饲养基地，市里今年给他们2.1万头交售任务，他们可望完成2.3万头。有实践经验者最有发言权。樊生楠和养猪场场长谢金璞等认真回答了黄超提出的问题。市农场局杨书记、畜牧局于局长也插话发表了意见。黄副市长一一记下了。
10点钟，黄超驱车驰向昌平县回龙观乡北店村。该村有个“五姐妹养猪场”，市领导一来就热闹起来了。在一排整洁的猪舍前，场长李香兰高声笑着叫道：“燕玲，黄副市长来看咱们来啦！”一个穿着白地蓝花的确良上衣的女饲养员，从猪舍里跑出来，她就是刘燕玲。黄超迎上去热情地和她握手。接着，这个猪场的饲养员张书舫、吴淑琴、胡素青也从附近猪舍赶来。
五位中年妇女合办的这座猪场，去年向国家交售肥猪260头，今年能交到360头。44岁的李香兰从20多岁嫁到这个村就组织妇女养猪，如今已办场20多年，她是昌平县养猪模范。她们5名妇女艰苦奋斗，对国家的贡献一年比一年大，个人收入也不断增加，去年每人收入2300多元。黄超询问她们的养猪情况，还到各栋猪舍走走看看。猪舍整洁、向阳，一头头体大膘肥的“北京黑”母猪躺在地铺上，一群群黑白花猪崽在它们身上拱着吃奶。黄超连连称赞五姐妹“干得好”，并且说：“农村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养猪场或养猪专业户。”
北郊农场和五姐妹猪场的实践，黄超感到很有启发。他想，目前，京郊区、县的养猪事业还处在家庭副业的阶段，这不行。农村改革日益深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养猪已在许多农户的家庭副业中不再占主导地位了，靠单纯的“户养”方式已不能保证或满足市场的肉食供应了。
黄超深有感触地对身边的农场局杨书记和市政府农办的小金同志说：“看来，养猪生产方式必须变革，要采用现代的饲养技术，坚持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实行以专业化生产、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为主的方针。”
这时，畜牧局于双墨局长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市猪肉自给率只能达到30％至40％。市领导最近提出，1990年本市生产商品猪实现350万头，猪肉自给率达到70％。黄超同志下乡搞调查，是为市委、市政府对发展养猪生产做出新的决定作准备，这都是为了实现‘350万’啊！”这时，记者也听到村里有的老乡说，发展养猪是个大事，市长要是抓得再早一些就更好了。
黄副市长的车子出了北店村，又朝顺义县小店瘦肉型法国大白猪猪场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