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哲理——读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断想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小说·哲理
——读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断想
韶华
大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作家如果能艺术地处理这些素材，往往可以创作出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它容易的一面，那就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具有戏剧性，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框架；有众多极富典型性的人物，可为故事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因为它是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必须是真实的，不能随意虚构，否则就会歪曲历史；而小说需要想象、虚构、剪裁、加工、概括、典型化，于是历史和小说发生了矛盾。
当代中国文坛，已有不少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有许多不成功之作，其中有的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歪曲历史生活；有的简单地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演绎几个英雄的故事；有的以这样那样的模式去框套历史，导致公式化、雷同化的倾向；有的只罗列历史资料展示事件发展过程，而没有真正进入小说创作；有的则任意想象，为编小说穿凿附会历史……这些都不能达到历史真实与小说创作的完美统一。
黎汝清同志的新作《皖南事变》（《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是一部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皖南事变所面临的是敌、友、伪、顽、我几个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是国际的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纠葛在一起构成的时代大悲剧。黎汝清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档案，掌握了事件发展的社会、时代、人物性格的粗脉细络；在这个基础上又跳出历史，从思想上以新的时代高度观察、分析了事件的全过程，事件的总体框架，主要人物的活动，故事的发展都有所本，达到了历史真实的要求，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所虚构，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情感催人泪下，哲理发人深思，达到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历史记录了群体人物活动的轨迹。而每一个阶级的、阶层的、个性的、共性的、思想情感的，在此时此地，彼时彼地，发展着，变化着，互相影响制约着。这一切决定着他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了群体的“合力”，这种“合力”导致和决定了某一段历史的发展方向。写历史小说——包括革命历史小说，如果丢掉了人，如果不能深入剖析各种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复杂的性格世界，或者把他们简单化，也就触摸不到那些伟大事件的发展轨迹。《皖南事变》写了诸多的人物：项英、叶挺、袁国平、周子昆、蒋介石、顾祝同等等都是真实的人，还写了几个以真实人物为模特的虚构人物：赵令波、林志超、刘厚忠（也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打着历史的烙印。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透视镜，总结与回顾历史，剖析每一个具体的人；但又没有把他们简单化，现代化。一部小说能够刻画这么多各自打着历史烙印又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还是不多见的。
历史事件的绝然重复是没有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重复却是经常的。《皖南事变》围绕着新四军北移这一事件，在情节、细节描写中，象鱼鳞片似的随处闪着哲理之光。描绘昨天是为了启迪今天，描绘古人是为了惊醒今人。只是去展示历史事件的过程，那是史料的堆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则具有永恒的价值。《皖南事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仍不失其重要意义。区别历史小说的高下大概在这里。
这几年，我们的文学创作逐渐显出“雅文学”（也有叫“纯文学”）和“俗文学”的分野了。从读者的接受实践看，读者少的作品，文学性不一定就低；读者多的作品，文学性不一定就高。但也不能反过来：读者愈少的作品文学性愈高；读者愈多的作品文学性愈低。可是目前有一点不十分正常的情况：有的作品似乎高深，艰涩难懂，把一个完整的故事人为地剪乱，象甩扑克牌似地交错叠合，感觉意象之马随便奔腾，读者要花很大气力才能找到故事的发展脉络（有时还找不到），甚至不断句，不分段。文学观念要复杂，艺术方法要借鉴，但提笔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你的读者。如果只是写给自己或二三个人看，大可不必拿出发表。中国一些古典作品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千百万读者，达到雅俗共赏。这在文学创作上是本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今到了新时期，反而成为问题了。
《皖南事变》有55万多字，拿起来就放不下，我是一气读完的。一件重大、复杂交错的历史事件，层次分明地展开在读者面前，足见作者结构故事的艺术功力。在雅俗共赏方面，不能说《皖南事变》开历史之先河，但对于当前某些文学现象却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