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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光引发的思考——评反映大兴安岭火灾的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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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7-10-06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火光引发的思考
——评反映大兴安岭火灾的报告文学
朱子南
举世瞩目的大兴安岭大火已被扑灭。余烟刚刚消散,我们又从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再次形象地感知和回味这场火灾给人们带来的认识和思考。
当大火还在燃烧,火区已汇集了300多名作家和记者。这在我国报告文学史甚至新闻史上可能还是罕见的。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了角度不同、手法各异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有:李树喜的《大兴安岭火灾》(《中国青年报》);戴晴的《烈焰中的“红孩儿”》(《人民日报》);魏亚南的《“五·七”:炼狱之夜》(《人民日报》);王忠瑜、刘子成的《烈火中的升华》(《文学报》);乔迈的《到大兴安岭火区去》(《当代》);中夙的《兴安岭大山火》(《解放军文艺》);丁道希的《绿色的愤怒》(《文汇月刊》);韩作荣、王南宁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人民文学》);杨民青、王文杰的《大兴安岭大火灾》(《报告文学》)等等。
报告文学作者对这场火灾的反应之迅速,报道之全面,揭示之深刻,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创作现象。
首先是由于作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当中央电视台把卫星云图显现出的条条红色“火龙”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几乎十亿中国人民都被牵动了。如何把火灾与扑火现场的情景翔实地报告出去,并为历史留下真实的纪录,是奔赴火区的作家与记者所关注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驱使作者写出具有深厚的社会内涵的作品,而不仅只是传播一定的信息。
其次是由于作者的参与意识。作为报告文学,它的新闻性特点要求作者作客观的报道。但是,这并不排斥作者融进自己的主观意识。当前,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已不满足于对某一事件作事后的采访,而是投身到事件的进程,参与进去,以自己的亲身活动获得现场的感受。这不仅使作品中的报告对象更加真实可感,也使作品更直接地传达了作者的审美感受。
还由于作者们对当前人们的社会心态的探索与研究的追求。一场大火映现的绝不只是红光一片,随之而显现的既有壮美的民族精神,也有灰暗的心灵变异。而这无不与社会现状以及社会观念相关连。因此,奔赴火场的作家与记者也力图通过探索灾变中人的心态,寻求社会如何变革的答案。
由反映这场特大火灾的报告文学的创作现象而引起的思考,必将开拓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局面,启示着作家与记者们把报告对象同众多人们的视线与关注联系起来,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
反映大兴安岭大火的报告文学作品,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这次突发事变的各个侧面。作品中给人以极深刻印象的,是人们行为与心灵的反差,使读者既看到人的崇高品格与不泯的信心,也看到社会弊端与人的懦弱乃至邪恶。
请看这样一组镜头:大火已经临近医院,助产士宁玉晏还是冷峻地坚持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传入耳中。可她自己的小儿子当时正一个人呆在家里。阿木尔的宣传部长杨福成正在加格达奇地委开会,家属却葬身火窟了。没有人通知他家一声这灾情的紧迫。一个反差,揭示了为人与为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念。
再请看,老更夫包老头在无数的金红色光体从天上投射下来时,他还是厮守着交给他巡更的只有台面大的小商店。而当阿木尔百货大楼的职工们冒火从二楼把货品抢运出来转移到法院办公室的第二天,物品却所剩无几。法院张同志这样回答商店经理的质问:“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保管。”从中映现出了不同的职责观念的反差。
马保江,被干部私下议论为没救了的一个“后进战士”典型,而在扑火现场经历了一次人生价值观念的升华,开始了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飞跃。而商店营业员张桂琴,原来想保住商店的财产,后来却跟着别人往外拿商店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心灵的升华与心灵的堕落的反差。
虽然映现了种种反差,但分明可见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如《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中所形象地显示的,图强林业局毁于这次大火,但全局所有单位的领导者,在过火后的第二天早晨就都站在各自的废墟前,把烧焦的标牌重新戳在那儿。这浸透了人的情感的标牌,凝聚着干部所应具有的粘合力,闪发着时代的光辉。中夙在他的作品中写了:“中国人饱经忧患至今还能勇敢地活着并且一步步地向前挣扎,不正是这些优秀生命为这一集体时时带来一点美好的希望吗!”乔迈在他的作品中写下了他的感受:“如果在平时,一个人不顾小家和自我去舍身救火,可能会被尊为英雄,但在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中的严重考验面前,这样的英雄就会降格为凡人,那是因为无数凡人都已升格为英雄的缘故。”
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写出被大火重新塑造了的世界的同时,也写出了重新被塑造过的人们的心灵,重新被塑造过的人们的观念,并注意向事物的深层开掘。《绿色的警告》报告了鲜为人知的现实:大兴安岭林区竟然是“一仆三主”,结果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作者把这场大火与改革联系起来了:“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
《烈焰中的“红孩儿”》、《绿色的愤怒》颂扬了森警战士在扑火中作为突击队的功勋。但是作者记下了他的采访所得:全国“森警加起来才5000来人,至今,森警的序列问题仍未解决。”这仅是对森警作用的认识上的差异?
的确,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并不仅在报道事实。那两座“红砖房”是公安局消防科长竭力保护下来的、他自己的与县长的住房。不止一篇报告文学写到了这一事实。这“红砖房”将作为以权谋私的耻辱的代名词记载在历史上,并为读者留下了值得思考的东西。
这些作品并未因迅速的采写而降低它们的艺术水平。
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真切而又形象的艺术实录。
这些作品在真切中又见真情。体现了作者对报告对象的褒贬爱憎。
在这些作品中也可见到精心的艺术构思。乔迈的《到大兴安岭火区去》显示出组接与镜头转换的艺术技巧,使一组生动的画面浑然一体地组合在一起。除此之外,一些作者在运用语言刻画人物形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功力,使作品更加富于变化,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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