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在“自由美国”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黑人在“自由美国”
爱伦堡
我常常从纽约市中心跑到加尔莱姆——这是黑人的城市，黑人区。那儿相当肮脏、穷苦，那儿很少宏壮的美国技术。但那儿的人们却更快乐些，更纯朴些，更人性些；加尔莱姆街道上的人群好像南欧港口的人群。黑人住在加尔莱姆，因为别的区域不租给他们房子，而在加尔莱姆的贫民窟比别的区里近街道的房子租金还要贵，他们每天早晨到“白”区里工作。他们做清道夫和电梯掌管者、信差和暖炉师、看守人和泥水匠。他们是黑色的，所以做的工作也是黑色的。他们被夺取，被虐待，被嘲弄。
在理论上，纽约是存在着人种平等。不许从饭店里把黑人撵出去，而是对他说：“请您走吧，因为您是黑人。”也可以说：“座满”，虽然甚至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着的。法律是法律，没有一家排场的美国饭馆是准许黑人进去的。我想邀请两个黑人朋友——新闻记者和音乐家——来我的住处。我住在旅馆的四层楼上，人们预先提醒我，不准黑人上电梯，说是电梯会损坏的。………
我同黑人交起朋友来了。在他们身上不唯有着许多由衷的善良的品质，而且他们是一些具有艺术才力的人们，这是我所最珍贵的。在美国有无数的奇迹；这儿有着一切，其中也有艺术！有最豪华的博物馆，有最大的交响乐队，最巨大的文艺出版所。但在纽约常常感到寂寞咀嚼着心……我想起了安徒生讲中国皇帝与夜莺的美妙的童话：有人献给皇上一个带螺丝的玩具——机械夜莺。它能唱得跟真的一样，而且它总是驯服的，不是它愿意的时候，而是机械上了劲的时候唱歌，但是死神来临了，（她死神）站在这个孤家寡人的头上面，皇帝想压息她催死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对机械夜莺要求道：“你唱吧！”但是机械损坏了。活的夜莺救了皇帝，它是早被皇帝撵出御园之外的。黑人是美国的活夜莺。当我渴想艺术时，我便跑到有瘟疫病的加尔莱姆区。黑人是优秀的音乐家，优秀的歌唱家，优秀的舞蹈家，优秀的演员；他们天赋着高度的节凑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没有机械性。当他们演奏起来，仿佛一个幻灵从棺里站了起来。他们的歌曲是忧伤的，像是他们的命运一样，但突然孩提的微笑冲破了悲怨，那么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会像加尔莱姆贫民窟这儿的这样愉快，这样欢乐。
在纽约的市中心有些剧院是有黑人组在那儿演奏的。他们演奏得极好，连白人也乐意向他们喝彩。但如果黑人演员想在隔壁的饭馆小吃一下，那么他便会安安静静地被人请出饭馆外边来。纽约还没有尝过皇帝的难以消受的孤寂，活的夜莺仍在放逐中………
在国务院里问我们想参观美国那一部分。作家西蒙诺夫说他对电影有兴趣，他愿意到好莱坞。一家最大的报馆邀请加拉克乔诺夫到芝加哥。当我说出“到美国南部”这句话时，美国人默然了，然后便反对我道：“这太远啦，而且那儿不够舒服的。”我回答：“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总比从华盛顿到密士什比州远些，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在过惯土屋和掩蔽部的生活后，不怕缺乏舒适的条件的。我之所以想看看美国南部的原故，是因为黑人一开始就投合了我的脾味，又因为记起了我童年时代所读的讲黑人的不幸的书，又因为我爱读专写美国南部的现代美国作家福克涅尔和斯坦倍克的小说。
一个南方人——海军大将的儿子，左翼记者吉利摩尔——答应领我去看南美。他有一辆很好的“宾克牌”的汽车，而且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我们俩用法语谈话。国务院派“美洲”杂志的编辑奈利生先生陪我们。我同他讲俄国话。在途中又有一个纽约最有名的记者西姆·格拉弗坦加入了我们一群；他想写几篇关于苏联作家同南美的奴隶主会见的速写。我同格拉弗坦谈话是用德国话。奈利生从来未到过南方，他对我们所见的一切的惊讶并不减于我。格拉弗坦进入一间一家三口黑人蜷居着的矮屋里时，惊叫道：“我料不到竟是这样的…………。”当时我告诉他：“山姆大叔终于同汤姆大叔会见了。”（注）
火车，舒适的半空的车箱；白种人喝着威士忌，打着盹。满满一车箱是黑种人，倾盆大雨，电车站，车辆到了，它是空的，但带着孩子的黑人妇女仍冒着大雨留在原处：给黑人专备的位置坐满了。公园门口写着：“有色人不准进”。鞋店——黑人买皮鞋不准试穿，黑人试穿过的皮鞋便不能卖给白种人了。美国人向我倒讲了多少他们的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迁移自由，可惜！他们倒忘了一件自由——试鞋子的自由……
所有南方各省都存在着“人种区分”的法律。人种的差别待遇在这儿不是风俗习惯，而是国法。黑人没有权利出席白种人的集会，不敢进有白种人祈祷的教堂。自然，更不应当幻想进白种人的剧院和电影院了。
我遍游了四州：顿尼西州，阿拉巴马州，密士什比州，路易西亚那州。我看见许多美丽景象；看见顿尼西狭谷的建筑，在这狭谷中起了有着舒适别墅的宏壮的城市，看见新奥尔列安的古风旧习，看见山，看见大河，看见墨西哥湾的蔚蓝。但每走一步我都看见了最怕见的事物：人污辱人。在南美同在北美一样的，——有壮丽的车站。我本想赞美一番这个为轻松工作日的疲劳而作了这么多的设备的国家，但我不能赞美它：在每个壮丽的车站上我都看见了发臭的，黑暗的，挂着“有色人专用”的牌子的小矮屋。一位棉花垦植主人邀请我们。他住着很好的房舍，四外都是老树围绕着。他有妻子——白晰而盛装，有子女——盛装而白晰。流汗的黑人奴隶在四周劳作着。在这位垦植家的房舍里有着美国一切的奇迹——从强力的收音机，它能收到塔什干、麦利布林和安道尔的广播，一直到电风扇。我谈起黑人的苦难。垦植家微笑的答道，不能像对人一样的对待黑人，“这毋宁说是畜牲”。不论无线电收音机也好，电风扇也好，都没有丝毫影响这位奴隶主的智力发展。从他那儿走出来时，我对同路者说：“这不是人，毋宁说是畜牲”。
密士什比三角洲是棉花农场，土地是属于白种人的，他们把它租给黑人。“佃户”应缴纳棉花收获的半数给地主，其余一半他们应卖给他，而且棉价由地主规定，而黑人得到的微乎其微的小部分，他们又得在那属于同一的主人所有的店铺里换日用品。也许在美国的法律家看来，这是租佃制度，而实际上这却是奴隶制度。我看见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同时是棉花的收买者，他们同时又是出售鞋子、煤油、食盐的商人。我想起了曾经贴在纸烟盒上的画片：手持长鞭的奴隶主和田垅上斑斑驳驳的黑妇女……这个奴隶主在我面前对老黑人不时的喝道：“嗳，约翰，快点！……”
我走进一家贫民窟，二十三口人挤在这窟里：男女混杂着睡觉。哦，这儿离大名鼎鼎的美国技术，离人工的冷气和超级的舒服设备倒有多么远呀！这儿简直不能呼吸，只有褴褛和恶臭。在最“讲究卫生”的美国里，竟有人过着禽兽的生活。一个黑人妇女对我说，她的姐姐因生孩子而死；丈夫没法叫医生，他一年才挣一百八十元，而医费就需要六十元。我看见一家七口人一年总共才挣三百元；还有一家四口一年挣二百元。而一个农场所有者，被认为是小的农场主，他埋怨去年不走运。我问他去年挣多少钱，他答道：“非常少——一共才两万五千元。”
一个路易西亚那州的奴隶主向我解释：“您不了解黑人：他们像是在天堂中生活着一样，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什么东西。”在农场里没有学校，然而都为黑人建筑了有着黑人牧师的教堂。由于过度的劳作而快要死去的须发苍白的黑人老头们唱着赞美诗。一个黑人对我说：“我相信，彼世也有两个天堂——白种人的和黑种人的——而且黑人的天堂并不坏似………”。他不能想像到还有不分人种的天堂。
我的同路者——奈利生、吉利摩尔、格拉弗坦都沉闷地默不作声。而奴隶主怪不自在的说道：“请吃核桃吧。喝威士忌吧。俄国客人到我们这儿来真太好了。在俄国也有棉花吧………”我望着黄澄澄的河水，望着辽阔广大的密士什比州，我知道什么是人类的不幸。在这条河的岸堤上行走着的全部时间，我找不到一句话来说。我耻于向人们瞧望。
近年来南美改观了，工业的大城市成长起来了。而到温斯坦或者纳柴兹，仍然是家长制度和罗曼谛克的。布尔明甘已经像北方的工业中心了，在布尔明甘有巨大的五金工厂，现代化的设备。工人中有许多黑人。在这儿你仿佛如同在棉花农场里一样，美国南部人已经把超现代的车床与远古的奴隶混合一起了。在工厂里黑人做着最沉重的工作，他们不许可有炼钢师、机械员、电机员，黑人苦工每小时所得到的工资比白种人苦工少十五分钱。
依照美国的宪法，一切男女公民不分人种都有参加选举之权。但在南美各州黑人剥夺了投票权。在阿拉巴马州有三百万人口，其中一百一十万是黑人。在该州的选民中有四十九万六千人是白种人，四千人是黑种人。在布尔明甘有二十一岁的黑人十三万人，而在选民名册中总共才有一千四百个黑人，由十个黑人中允许一个人投票。在密士什比州黑人占人口的半数，而该州的人口半数便被褫夺了投票权。
南美各州怎样对付联邦的宪法呢？方法很多。第一、向投票人征收捐税。南美的黑人是一群赤贫的穷人，几块钱在他们看来就富足了。一个黑人求我们把他带到北方某一州，他多年来像幻想天堂的幻想加尔莱姆，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积得车票钱。他怎能交付投票捐税呢？除了捐税还有考试：选民应当“懂得而且会解释宪法。”不用说，人种主义信奉者的“监考官”是要把一切黑人都刷下来的。听人讲，一个黑人教授在“应试”时，人们提出了各种文件叫他“解释”。最后，“监考官”给他一张中文报纸（中文是最难懂的文字，他想借此无理的剥夺黑人教授的选举权。——编者）：“您懂得这儿是写的什么吗？”这位教授是没学过中文的，他答道：“我懂得，这儿写的是你们永远不许黑人走到投票箱跟前！”还有，即使黑人交了税而“考”取了，那时奴隶头子会用挺好的小棍儿教训这个不速的选民的。不错，在南美他们知道怎样“解释”宪法的！
我想起来了，某些美国报纸对南斯拉夫人是如何的愤慨：人民阵线政府褫夺了帮助德国占领者的人们的投票权，——差不多二十万人从选民名册上抹掉了。美国的报纸抗议道：“这叫做什么普选？”同样的这些美国人认为几百万美国黑人（他们中有为美国的自由战斗过的）褫夺投票权是极其自然的事。我只好请教请教美国：褫夺黑良心的人的投票权公道呢，还是褫夺黑皮肤的人的投票权公道呢？
人种差别待遇的拥护者说：“不能同黑人讲平权，因为黑人是丧失了文化。”的确，人种主义者使尽一切手段使黑人丧失受教育的机会。奈利生在纽约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人民教育的设施：“凡是到十六岁的美国人一律进学校……”在密士什比州他再不谈人民教育了，我们看见了许多不识字的少年人，我们看见了永远没看见学校的黑人的孩子，他们自小光知道一件事——苦役似的劳动。
但也不能说奴隶主是白种人的文化的拥护者：他们一般是与其选择初级读本而毋宁选择鞭子的。在密士什比州教员是乞丐：他每年的薪水是六百元。至于说到教黑人的黑皮肤的教员，他们不仅乞食，他们在白种人面前还得卑躬屈膝。白种人监学到了黑人学校，他直呼教员的名子：“喂，比尔！……喂，约翰！……”甚至监学二十五岁，教员五十岁，而教员仍然应当恭恭敬敬回答白种人：“我听从您，史密斯先生。”……
就譬如在阿拉巴马州，批给民众教育的款项统统发放给白种人了。为了洗清良心，把黑人教授叫了去向他解释：“预算有限，款子已经支出了，你们只好自己想办法……”这个黑人回答得很妙：“你是对的——这儿白种人更需要教育。”
我在美国南部遇见许多有教养的黑人——学者、作家、医生、教师、律师。这些有文化程度的黑人在这有着过多的怀揣学位文凭的白色生番的南美的背景上，就好像灿烂的斑点。我到过黑人的报馆，这儿每分钟都有受到惩罚威胁的热心家在坚持着人权。
在私立飞斯克大学有七百个学生：男女黑人。他们是未来的医生、教师、律师，但他们只能医治黑人，只能教黑人的孩子，只有当审问“有色人”时才能出庭。黑人教授不准进入公共图书馆。著名化学家布列第教授告诉我，他不能在国立大学试验室工作，我在飞斯克大学消磨了几个美妙的钟头：我看见了寻求真理的青年。那儿有一个女生，她会说俄国话——一半俄国人：母亲是敖德萨人，父亲是黑人。她白净面不像黑种女人，但在她的护照上却填写着“有色人”，这样便对她关闭了一切大门。
在新奥尔列安我认识了一位土木工程师，他是一个脸皮枣红色的，有雀斑的人。他看来是一个愉快的谈手，他的博闻广识令我惊倒。我请他到咖啡馆坐坐，他拒绝了，没说明原因。后来朋友向我解释，城里头都知道他是“有色人”，因此他就没有权进咖啡馆。
手腕漂亮的办报人印上几栏黑人专页，白种人不向这些栏上瞅。如果有白种人在街上打开黑人报纸，他便会遭打或者受到污辱。如果白种人在美国南部公开声明黑人也同白人一样是人的话，他便会遇害。
（注）欧洲人称美国白人为山姆大叔，称黑人为汤姆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