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凋谢的白蔷薇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不凋谢的白蔷薇
朱子奇
从八宝山烈士公墓厅堂，告别了白薇同志，回到我平静的小院，心情却一时难以平静。
前些日子，她的几位湖南亲属写信告诉我，她病重住院，并要我转告一直关心她的邓大姐。我当即照办了。但我因有事外出，没有来得及与这位我尊敬的老前辈最后见一面，深为遗憾。
她活了94个春秋，可算是一个世纪的人，是一面新世纪的镜子，一朵久经风霜不凋谢的白蔷薇花！
白薇生长在湖南省资兴县秀流村一个有反抗传统的家庭，是童养媳出身。很疼爱她的老祖母，年轻时原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个聪明勇敢的“长毛女”，被污为“匪窝来的南京婆”，受到旧社会的歧视和侮辱。这在她幼小心灵里，就种下了最初的火种。
白薇，是辛亥革命后最早入新学堂的一个乡村女子，是“五四”前夜最先冲出封建牢笼的中国“娜拉”，也是比较早的一批出洋留学日本的女学生。她是大革命时期“打出幽灵塔”的文坛著名女将，是30年代最先加入“左联”、“剧联”的一名活跃成员。抗战前后，她又是吹响战斗号角的女歌手、剧作家。她还是解放战争中我们湘南游击纵队一名有战功的女游击队员。解放后，她自动要求去北大荒国营农场7年，后来又要求去新疆两年。在被开垦的处女地，她长期生活，蹲点，实干，创作。不幸，多年来因病魔缠身而被迫停止写作。她大半生受尽社会的、生活的、疾病的、爱情的种种折磨，打击，损害。但是，始终身骨没有软过，头颅未曾低过，而是抱定人生的信念，跟上时代，追随党，向前冲进。即使搁笔了，也还抱病为社会，为儿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她说：“我躺下了，我的双眼也看着前方！”
还在1945年的重庆，毛主席就热情地握住她的手说过：“我经常记起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又说：“你没有倒下。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没有倒下！”
白薇在挣扎苦斗中，创作了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包括剧本、诗歌、小说。例如《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苏斐》、《访雯》、《乐土》、《假洋人》、《姨娘》、《北宁路某站》和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受难的女性们》及《昨夜》、《悲剧生涯》等等。她的不少作品，都是在鲁迅、郁达夫、成仿吾、丁玲等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并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当时《现代评论》推荐中国两名女作家，一位是冰心，另一位就是白薇。虽然她们那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都迥然不同。
白薇的一些作品，例如长篇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是在饥寒交迫，忍着剧痛，躺在床上，把稿子放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成的。为什么她要如此苦苦写作呢？她曾回答说：“我要战斗的武器！用我的解剖刀，剖开人类社会看个清楚吧，用那些验药，点只酒精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吧！割下些人类的小片，摆在显微镜下，察看那些组织的究竟吧！”
作为老一代女诗人的白薇，对中国新诗的创立与发展，也曾有过自己的贡献。她20年代出版的诗剧《琳丽》和长诗《火信》，都是题材新颖，意深情浓，语言活跃，思想开明，穿插奇妙幻想，是她闻名诗坛的力作。30、40年代，她也写了不少优秀诗篇，既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有当代的创新，还注意吸取外国诗歌的长处。
1946年春，我在张家口《北方文化》杂志社工作。社长成仿吾同志交给陈企霞同志和我一卷白薇的来信和诗文稿，对我们说：“她还在奋斗，写诗，思想、艺术都更纯熟了，可选若干首转登。”其中，有一首《血的鲜花》，就是刚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受称赞的诗。
很可贵的是，她那时就认真学习运用湖南民歌风格和情调，写了一批节奏明快有力、战斗性强的诗歌，如《抬轿歌》、《桐家谣》、《难民曲》、《钓丝岩上石工歌》、《黑煤子》等，唱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
白薇在著名的散文诗《快乐的黄昏》里，热情呼唤：“暴风雨，来在我们这时光，象新旧世界的转折点！它，把旧世界的一切肮脏、烦恼，都吹去，洗净。它，把清新愉快的一切景象，在阳光下呈现在我们眼前！”
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这位多病多愁的50来岁的女诗人，写抒情诗的手，竟拿起了钢枪，成了一名智勇双全的女游击战士。正当1947年，新旧中国决战关头，她单枪匹马冒着危险回到故乡，参加了湘南游击纵队，担任第三支队政治顾问，作宣传鼓动工作。她还把家藏的6支枪和一批弹药交给游击司令部政委谷子元同志。谷子元是王震将军南下时留在湘南开辟新区的一位长征老红军。有一次，这位带枪的女诗人，在联络员（李宙泽，现任郴州地区水电局负责人）陪同下，在一个山庙里，与本家姓黄的同族、国民党资兴县守城公安司令秘密约会，劝他带兵起义立功。这位公安司令向威风凛凛的游击队女代表、他同族的长辈，先来个立正敬礼，认错求饶。他说，如率部起义，全家会被特务杀害，但答应我攻城时，他带领主力撤离。他遵守了诺言，这样作了。不幸的是第二天，他就被国民党特务队处决了。我军占领资兴后，加快了附近几个县城的顺利解放。白薇继而为配合我南下第四野战军解放重镇衡阳的战斗，担任一个主力师的文化顾问。她献计献策，又立了新的战功。1950年，周总理安排她来北京工作，当了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
我认识白薇同志较迟。1950年经肖三同志介绍相识的。那时我刚从苏联回来。肖三幽默地说：“你们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都写诗，都吃辣椒，又都在外国啃过洋面包。”我告诉白薇，我喜欢她的诗，并提到成仿吾同志交给我们的那卷她在重庆写的诗文，我保存了多年的事。
我与白薇同志好长时期不见了。最近几年，听说她病重卧床不起，才去看过她。有两次是代表邓大姐去看望她的。1984年3月26日，邓大姐约我和陆璀去她家，对我们谈起了白薇的遭遇，说她一生坎坷、多难，一贯正直、倔强，但始终跟着党走。她不顾病重，曾多次要求去延安，说要实现她多年来的理想。但因为她在大后方有影响，身体又很不好，劝留下了。白薇写过不少斗争性强的艺术作品，如《革命神受难》，痛斥汪精卫跟着蒋介石叛变，扼杀了革命，这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邓大姐还提到了女作家石评梅。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曾经起过作用的人，不应遗忘，而是应该尊重、关心，让青年一代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要我代表她去看望白薇，并把刚出版的一本精装《石评梅作品集》，带去送给她，她们也是认识的。
当我来到白薇家，使我很惊讶：这位多病的九十老人，虽已满头白发，行动迟缓了，但并不象听说的那样，卧床不起，神志不清，古怪孤癖，而是记忆力颇强，感情细致，语言简练又风趣。我把邓大姐关心她的事告诉她，又把《石评梅作品集》交给了她。她高兴地翻着书，一边平静地说：“我记得石评梅，读过她的一些优美散文，知道她的动人恋爱故事。”当我把一枝含苞待放的海棠花递给她，对她说，这是从中南海西华厅周总理、邓大姐庭院里摘来的。她的情绪活跃起来，眼睛也更明亮了，激动的手把花枝插在一个小瓶里，微笑着说：“1926年12月，我从日本赶回广州，又赶去武汉，认识了他们两位。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有一次开会，颖超坐在那头，我坐在这头，她走来拉着我的手说：“你的文章大家爱读，但也有人怕读，因为有刺呀，希望你多写些……”她还谈到徐特立、毛泽东和郭沫若、丁玲等我们共同熟悉的老一代人，谈得那样亲切、形象，又具体，有时间、地点，有情节，好象这些人都还活着，不相信他们会离开我们。
白薇同志，是一位不贪享受，不图名利的人。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曾向她表示，要写文章介绍她，问她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又告诉她，要为她调换一套较适合的住处。她突然沉默无语，没有一点反应。她一贯如此，对个人的事不感兴趣。解放前，文艺界募捐送她一万多元，她一文不收。文革后补发她五千多元，全被退回。要为她添置沙发，也遭拒绝，仍坚持过她的“四一”朴素生活（一间小房，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
当然，我们仍组织了评价她的文章，促进了白舒荣、何由合著的《白薇评传》的问世。我以为还有必要编辑出版她的作品选集，这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年同志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想，都是有益处的。
一年前，白薇同志提出，想回到家乡资兴度晚年。那是她生长和战斗过的地方。作家协会和湖南的同志也已作了安排。但她的病情已不容许长途旅行了。这次，湖南同志远道来京参加遗体告别，要把白薇的骨灰带回去一把，撒在郁郁葱葱的湘南南岭山野，正如她生前所写的：“用我殷红的血，去灌溉成长的芽儿吧，愿它们开出茂盛的苞儿花儿，再不怕暴风骤雨的吹打！”
公木、严辰等八位老诗友，都写了诗，向白薇同志告别。我这个晚辈，也捧上小诗一首，献到我尊敬的前辈诗人灵前，向她默哀，为她送行：
“一朵湘江野蔷薇，洁白如玉闪银辉。蔷薇属阳性，亦可耐阴。喜湿润，又能抗旱。花儿香香的，刺儿尖尖的。几度风雨吹，时光飞，那些浮华之花，根浅之花，都终于：花残叶落，香消玉殒。白蔷薇更显露本色：花不会凋谢，叶不会枯萎。只因为，她骨头硬邦邦，灵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