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张岂之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期的儒学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其创始人便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孔子。他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仁”是一个两重性概念：一面表现出孔子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一面表明他提出了“人”的问题），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课题、即人的价值的探讨。孔子力求树立一个新的完善人格的标准。
他从道德伦理、治学教育等方面论述了人的理性作用和人创造的精神财富的作用，故早期儒学亦可称之为“人学”。
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仁”即“人”。换言之，自然本质的人与伦理观念相结合，使自然本质退居于次要地位，道德化的人性成为主导，这就是孟子理想的“仁”。荀子认为，一个完善的人首先是在自然界的分化过程中实现的；他对于有别于本能的人之自觉的人有精湛的论述。
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儒学一方面成为笺注主义，另一方面它逐渐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成为倾向于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但是，在政治学领域内，西汉时期儒学代表者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西汉时期，从更广大范围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这是对早期儒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东汉时期儒学从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即“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是融会百家之学的精神，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出，儒学的理性主义不但不限制自然科学，而且推动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儒学过于着重探讨道德伦理问题，则限制了一些儒者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吸收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又吸取了道家的某些观点，排除了儒家中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可说是汉代儒学的一种反动。玄学不能归属于儒学，但它本身却具有儒学的成分和因素。玄学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儒、道的融合，以及思想家们在早期儒学“人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本体论方面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提出了新问题：儒学所维护的名教礼法怎样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名教礼法怎样才能减轻它们的精神压迫而使人们有一些自由发展的主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表现得最为突出。杰出的数学家刘徽从小就受儒家《易》学的熏陶。《周易》的经文和传注关于数量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数量规律的若干天才的猜测，给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以许多灵感。刘徽从《周易》得到启发，作《九章算术注》，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割圆术。南朝祖冲之应用割圆术，求得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他著有《易义辨》、《孝经注》和《论语注》。儒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还表现在化学和医药学方面，以葛洪《抱朴子》为代表，他是“从儒学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在农业方面，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浸润了儒家精神。在地理学方面，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以北魏统治区为限，而包括南北朝的整个中国，完成了我国古代水文地理学的大综合，其中渗透着儒学“国格”的观念。
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并立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但同时受到佛学的影响，这主要是关于人的主体的分析，例如佛学中某些派别所强调的意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意识，而自我意识之建立给人以信念，以克服万难的勇猛前进的精神，便为一些儒者所吸取，使他们从新的角度发展了早期儒学的“人学”。韩愈的“治心”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其次，早期儒学中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这方面思想的影响。
唐代儒学的再一个趋势，就是儒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孙思邈的医道思想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印迹，也渗透着早期儒家发扬“恻隐之心”的人道主义精神。再如艺术方面，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线条为主，从吴道子开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这种画法渊源于印度，后经西域传到中国中原地带。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具有两重性。它既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在宋明理学中是杂出并见的。
有些著名的理学家，当他们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理学家朱熹就是大学问家。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意独立思考。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含有强调人的个体意识的因素，而他对于人的主体活动层次的精微分析，都表明儒学理论思维的发展。
另外，宋明时期有些并不是理学家的大政治家和大学者，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发展了儒家经邦济世观念和“国格”观念，王安石和文天祥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王安石和文天祥思想扎根于生气勃勃的唯物主义思想中。文天祥关于“物理”之论述，以及他对理学常用范畴“诚”、“敬”的改造，均说明他的爱国主义有其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儒学演进的轨迹。从这些变化中，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完善、人的义务（缺少权利观念）的思想。而每一历史阶段的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都具有相对和绝对的两重性。中国儒学正是在这种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中发展变化，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力求将人的完善和义务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再一个方向则是将人的完善和义务与人的知识以及人的自觉性的提高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儒学既有历史包袱的因素，也有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因素，而后者已接触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人如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问题。
第三，研究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就需要了解、研究长期影响过我国历史文化的儒学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也要看到，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它近似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某些方面，且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体。从绝对性因素方面看，它所揭示的某些真理的颗粒并不会消失，而后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和发展。比如孔子阐述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不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它们，而且世界文化也需要它们。可见儒学中确有一些有生命力的理论思维。至于儒学中与现代生活和观念相抵触的思想观点，则要对它们作出深入的研究，以便准确有力地去剔除它们。总之，我们民族心理的优良素质要发扬，落后的素质要克服。而对儒学历史演变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做好这件事。
（本文是作者在首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