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应怎样深化？ 本报邀请部分省市的同志座谈纪要（上）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改革应怎样深化？
本报邀请部分省市的同志座谈纪要（上）
编者按　如何将改革进一步深化，这是大家关心的中心问题。本报编辑部最近邀请部分省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座谈。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了看法。现将部分发言摘要推荐给广大读者。
青海：改革使经济从大起大落到稳定增长。今后着重强化企业预算约束，改革企业经营机制。
刘忠（青海省体改办副主任）：
改革促进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使青海省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九年来，易改的已经改了，今后改革难度将更大，开始了一个更加艰苦的历程。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我认为要注意改革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单项改革与综合配套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分解困难和风险，加强改革的可控性，提高改革的实际效果。
同时，对于直接关系改革进程和前途的难点，必须认真研究解决。
——强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解决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要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适当调整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扩大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比重。要理顺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使资产所有权具体化，建立起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的制度，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改革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益。资金使用吃大锅饭，导致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企业投资行为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也导致投资总规模的膨胀。投资改革的思路是，加强投资总规模的控制，缩小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的投资范围，把一部分营利性行业的投资主体逐步转移到企业，把一部分区域性较强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转移到地方。
——要培育和建立一个包括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务市场和科技市场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形成少数基本生产资料继续由国家定价，中间产品主要实行国家指导下的浮动价格，消费品基本实行市场价格这样一个格局。
福州：承包制使国家与企业责、权、利关系明确。欲令承包制生命力长久，需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
龚雄（福州市副市长）：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细胞，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九年来，福州市城市改革围绕搞活企业这个核心，虽经三起二落，毕竟步步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今年全面落实多层次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与效益逐月上升，实现财政、金融、税务、主管部门和经营者、生产者“六满意”。我们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承包制是当前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解决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好途径，具有强大生命力。从权方面看，有效地促进了两权分离，企业真正扩大了自主权。从利方面看，承包制既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筑起了坚固的防线，又使企业再不必躲躲闪闪、羞羞答答，理直气壮地拿到应得之利。从责方面看，促使企业眼睛向内，精打细算地用好自有资金，推进技术进步，增强企业后劲。
现阶段在城市国有工商企业中，普遍推行承包制利多弊少，肯定是一条正确的路子。但不少人议论承包制的寿命到底有多长。怎样才能解除人们的疑虑呢？我的看法是，欲使承包制生命力长久，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一，企业应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目前在承包中，企业只取得一定程度的独立经济实体的地位。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一来，企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经营，法人地位也只能是相对的。承包经营若得不到法律保障，势必包而不死，结果国家仍要与企业共负盈亏。由于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因此，现在真正的经济实体仍是政府，我这个当副市长的成天忙于计算产值、税收、效益等，干的是厂长的工作。只有使企业完全独立，自负盈亏，政府才能作为企业资产持有者，运用经济政策与法规进行间接管理。
第二，政府与企业签订承包合同，签约双方在法律上应处于完全平等地位，共同承担权利与义务。企业固然需履行上缴税金的义务。政府除按合同分得经营收益外，必须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如果政府服务不好，经营的外部条件不佳，导致企业效益不良，政府分利也应随之浮动，体现风险共担。为此，要建立有权威的仲裁机构，在发生承包合同纠纷时，保证法人与政府各自的正当权益。
第三，扩大企业自主权，很重要一条就是保证企业支配使用自留资金的权利。但目前从上到下，许多部门都在想方设法蚕食企业自留资金。诸如名目繁多的债券、集资，往往都是“硬指标”，有的来头还很大。如此天长日久便会使承包制失去激励的功能。比如时下的电力债券，为什么不能变为公平合理的股票形式，让企业投股建设从中分红呢？国家或地方要集资搞重点建设，可以向企业集股，但不能用政府名义硬性强征。不然，岂不是政府吃企业的“大锅饭”了？
第四，乱涨价、乱摊派、乱罚款，也严重影响承包责任制的健康发展。这几个“乱”，实质是政府管理不力。我们建议，推行承包制后，要允许承包企业将乱摊派、乱罚款、乱涨价的收据，向当地财政实行结算。承包企业可以将这部分支出作为上缴利润入库。对方若是事业单位，可由财政部按行政拨款冲抵；若是企业，可扣除其入库利润数。只要采取跟踪的办法，依法管理，这个老大难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哈尔滨：城市改革要着重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和改善企业经营机制向题。只有打开“笼子”，才能涌现抓得住“老鼠”的“好猫”。
范鹏绪（哈尔滨市体改委主任）：
城市改革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而权力过于集中就会压抑企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以市场为例，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突出表现是市场发育仍太迟缓，怎样拓宽市场？市场在哪里？我认为相当一部分市场就在各级行政机关手里。因此要扩大市场，行政机关就必须简政放权，拆关撤卡。
近几年，哈尔滨市抓住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病根，精简了城市政府机构，努力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化，共向企业下放126项实权，财政、物价、工商管理等综合监督管理部门也作了相应的配套改革。简政放权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管理从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的转变。
放权为搞活企业创造了条件，但仅此还不够，还要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动力。去年以来，我们对全市186个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对一批小企业实行租赁经营，使这些企业销售收入和上缴利税平均增长19％，效果十分显著。如哈尔滨印刷四厂，租赁前累计亏损28万元；租赁后年上缴租金25万元。租赁前后的厂长是同一个人。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过去我们的企业管理不好，固然因为有些厂长素质差、管理水平低，但更多的企业是因为责权利不统一，厂长不愿管、不敢管、不能管！是不是请来的洋厂长就一定比咱们中国厂长高明得多？不见得！我看关键在于把责权利配套地交给厂长，这样做了，一条虫会变成一条龙，否则，经营机制不改革，龙也会变成虫。
一位厂长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诚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要让猫抓老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能喂得太饱；咱们有些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帽子一戴多年，就是因为政府部门把企业喂得太饱了，企业就不想费劲了。二是不要把猫关在笼子里，只有把它放出来，它才能抓住老鼠；现在我们搞经营承包就是要把笼子打开，把权力交给企业家。”这话对于深化改革，不是很有启迪性吗？
潍坊：机构改革由失败转为成功，关键在于转变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今后要通过立法、立规，防止机构再度膨胀。
齐乃贵（潍坊市委副书记）：
1983年，潍坊市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但由于没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核心，结果改后不久，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愈演愈烈。到1985年初，经济管理机构由69个增加到99个，增长43.4％，管理人员由929人猛增到2100人，增长1.3倍。据对4个系统调查，机关管理人员中经济管理干部仅占35.2％，其余64.8％为党群政工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机构过于庞大，人员结构又不合理，业务素质欠佳，造成上层建筑既低效又揽权，致使企业不能自主经营，不能果断决策。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不怕反复，再次探索，重新改革机构。
这次机构改革，没有简单地在机构设置分合上作文章，而是经过充分的调查、酝酿，将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原来拥有的五大职能各归本位，即将企业管理职能归还企业；将武装、保卫、城市绿化、环境卫生等社会管理职能交给所在区县；将党群组织领导职能按属地化管理原则交给属地党群系统；将财政、人事、劳动工资等综合管理职能交给政府综合管理部门；经济管理机构只保留行业管理职能。在经济管理机构职能转变的基础上，我们将机构撤并、减少48.2％，将管理人员压缩40.2％。机构改革为政府部门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创造了条件，使企业的自主权逐步得到落实。
机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我市在经济管理机构改革的同时，探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子。主要是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市委领导不再与市政府领导对口分管某项工作。市委撤销了企业政治部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其次是将群众组织由官办改为民办，撤销了局、公司机关的工会组织，基层工会可以自愿参加本行业或跨行业的工会联合会。工会干部一律由选举产生。
通过两次改革的实践，我们体会到机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上面不动下面动，难免越改越被动。目前由于上面机构仍然林立，我市一个机构往往同时要派人应付几个主管部门的会议。因此，各级政府的职能要尽快确定，臃肿的机构要尽快“动手术”。下一步，我市打算采取立法、立规等办法，建立政府机构自我制约的机制，防止机构和人员再度膨胀。
上海：企业自主权越大，对经济杠杆反应越灵敏。今后，应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对经济的间接调控权限。
胡逢云（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历史上曾起过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的作用。然而，在旧的经济体制下，上海城市综合功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有些功能甚至大大地萎缩了。
经过8年多的改革，我们适应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逐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由过去以直接的行政控制为主，转为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例如：实行两步“利改税”；改无偿拨款为有偿贷款；实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采取固定价、指导价、市场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建立了资金市场，办理票据贴现、同业拆借、证券交易、外汇调剂等业务，仅去年就横向融通资金38亿元，使资金供应渠道日益多样化。实践表明，企业自主权越大，对各种经济杠杆的反应就越灵敏，因此，科学地、恰当地运用间接控制手段，对于引导企业资金合理流向、避免企业行为短期化、提高微观和宏观效益，都具有重要作用。
就拿横向联合来说，过去上海工业所需的80％原材料靠国家调拨，这两年减少指令性计划后，80％的原材料靠自筹解决。由“坐吃皇粮”到“找米下锅”，逼着我们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包括银行给予低息贷款，提供原材料开发基金，增加利润留成比例等办法，鼓励和督促企业跨越市界，通过互利互惠的联合解决原材料问题。截至目前，已成立跨省市的经济联合体5000多家。
当然，从直接控制为主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势必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替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漏洞和缝隙，使一些经济杠杆的运用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如原材料提价，国家并没有完全拿到应得的好处，利益被过多地分掉了，而企业和群众的负担变得相当沉重。二是在经济环境不宽松的情况下，一些经济杠杆的运用受到国家财力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如目前产品的质量差价按道理应进一步拉开，实际上却不得不缓行。三是各级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干部素质和工作作风，还普遍不能很好地适应间接控制的需要。
几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为顺利地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有必要尽量采取“最小阻力路线”，即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承受能力，量力而行地安排间接控制措施的出台顺序。当前应充分运用信贷杠杆，慎用价格杠杆。要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对经济的间接调控权限，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外汇等方面，实行分层次地控制。还需采用立法手段，保障经济杠杆合理地发挥作用，将行政性的检查改变为依法监督和惩戒。这样实行间接控制，比直接控制效力更大。
深圳：探索加强和改善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深化改革要重视综合配套，要有披荆斩棘的胆识。
陈道贻（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
创办深圳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探索。八年来，深圳在计划、劳动人事、外贸管理、政府机构等12个方面进行了较广泛的改革，保障和推动了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
1986年以来，我们针对特区经济结构系以股份经济为主体，其中市属国有股权比例很大的特点，探索了加强和改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一方面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并组建了市投资管理公司，另一方面对金融、物价等进行了配套改革。通过宏观和微观的多项改革，保证国有资产的增殖。下一步，准备抓紧出台一些新的改革项目，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劳动保险制度改革等。目前，改革已使深圳初步形成了一个适应市场调节为主的特区经济体制格局。
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我认为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着力研究、解决今后发展战略问题：第一，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客观上存在着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不同层次和梯度，中央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应有不同的要求和政策措施，以期创造出更有利于吸引外资的“小气候”，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第二，我们要认真探索特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使深化改革有明确的方向和步骤。第三，深化特区改革，必然涉及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前进步伐越快，阻力越大，制约因素也越多。因此，要有披荆斩棘的胆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大胆探索，勇敢开拓。（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