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梦——关于《书评研究》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未完成的梦
——关于《书评研究》
萧乾
人到老年，一种悲哀，一件憾事，是梦少了，偶尔脑海里冒出点什么，也一晃而过。不知是作梦的机器生了锈，还是由于幻灭得太频繁而干脆罢了工。
年轻时，我曾经是个梦想很多的小伙子。那时钉子碰得还不多，往往不问国情，不顾现实，就让自己的梦尽情驰骋。
距今50多个春秋，也即是1934—1935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那时我正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开头，我挑上它还只不过是为过关。可是钻进去之后，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当时我曾预言：“随着读者层的扩大，新闻纸销路的飞增，这势力对于著作界、出版界、读书界，都将具有相当的权威。……终有一天它将象塞克斯机一样会在这古国国土上飞翔起来。”
我有多么乐观，又多么天真啊！
1935年7月，用那论文（就是这里重印的）换到一纸文凭后，我就走马上任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了。近年来李辉同志为了寻觅我过去的足迹，时常钻到北京图书馆旧报刊部故纸堆里，从而发现那些年月里我曾怎样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除了这本小书，我确实曾充分利用了《大公报》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
我组织起一支书评队伍：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刘荣恩等。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们中间。我对广告向来怀有成见，甚至有意识地抵制，总不甘让它左右我的选择。在牙膏、鞋油上是如此，在看什么、买什么书上，我更不愿受它的操纵摆布。当时我认为书评就是为了让读者对书能有比广告来得客观的评价。所以我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在上海时，我顶着大太阳，冒着溽暑，去四马路买回一叠叠值得一评的书，然后打包分头寄给我那十来位书评家，请他们评论。
在天津编刊物时，我还只是在自己写的那些“答辞”中鼓吹书评。到了上海，除了刊物上经常保持书评专栏外，我还编了几个讨论书评的特辑。谢谢上海《书讯报》的葛昆元同志，前年他在选登我这老掉牙的《书评研究》时，还特意把那几个特辑复制出来见赠。这样它们也同新时期的读者见面了。记得卢沟桥已经开了火，我还在为书评奔走！有一个特辑好象就是在“八·一三”那天刊出的。不几天，由于报纸缩张，文艺版取消，我这个编者也随之而失业了。
半个多世纪后，书评并没在读书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还没见到有人象当年的宗珏、李影心那样以写书评为职业。书评更算不上一种文学品种，它依然以“聊备一格”偶尔出现在报刊上。
为什么说当年那样提倡书评、鼓吹书评的重要性是天真呢？请听听一个奔80的糟老头子说几句世故话吧。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硬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使不得！可那时候多半已悔之晚矣。
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茬，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能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