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融会·变革——川剧《四川好人》观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借鉴·融会·变革
——川剧《四川好人》观后
林克欢
德国伟大戏剧家布莱希特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推崇中国戏曲的舞台形态、表演技巧和空间构成原则，写有《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等著名论文。如今，成都市川剧院三团的艺术家们又改编、上演了布莱希特的剧作《四川好人》，从布氏的戏剧观念、美学原则、舞台技法中汲取丰富的养分。这种不同戏剧文化的双向流动与彼此融会，是颇耐人寻味的。至少对于我们，既提示了戏曲变革、戏曲创新的可能路径，也是戏曲艺术对自身传统进行整体性改造的有益尝试。
布莱希特从东方戏剧尤其是中国戏曲的原始间离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整套多层次透视的间离理论（又称“陌生化效果”）。他把《四川好人》称为“譬喻剧”，注明剧情发生的地点是“四川省城，一个半欧化的城市”。布莱希特借用“四川”之名，实际是为了在一幅“中国”的画面中，表现陌生化的欧洲图景，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透视，以求得新的认识。成都市川剧院三团的演出，在悬挂于舞台后景的变形了的戏曲脸谱上，突出了烟斗、高脚酒杯、穿高跟鞋的裸露的女人大腿，以及画在群众演员罩衣上面的螺丝、螺帽的符号，正是为了提示剧情发生的背景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不着力展现四川特殊的民情风俗，也不追求现实表象的逼真，而是借助中性化的舞台装置和中性化的人物服饰，把重心放在沈黛—隋达人性善恶滑动的辩证呈现上，使演出变成对一切存在剥削的地方的描述与表现。这一点无疑是深得布莱希特戏剧精神的。
在《四川好人》中，善良的沈黛有一个凶恶的表哥隋达。但我们都知道，沈黛、隋达其实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人性善恶的不同侧面。这个世界太贫穷，人心太险恶，一个弱女子无穷的善心与无限的善行不足以拯救这个日益颓败的世界。因此，当至善的理想一再碰壁时，便不得不一次次地回到冷酷的现实世界，从沈黛回到隋达。隋达开办烟草工厂，残酷地盘剥工人，使沈黛的小烟店不至于倒闭，甚至使她从新施粥行善成为可能。沈黛的善行使受益者变懒，善导致恶。她的善行必须依靠隋达的恶行的支撑，然而人们仍然憎恨隋达、想念沈黛。善恶相依与彼此滑动，善恶的二元判断以及二元论悬而未决所产生的困惑，既是剧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布莱希特所要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
我国的传统戏曲是娱乐剧也是道德剧。伦理世界的边限也就是舞台的边限。一元透视也就是一元化肯定。观众在幻想世界中找到人的缺口与人的补偿，却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人的方位。在美学范围内思考社会问题，引发观众从有限的舞台图像，去思索广阔的社会图像，提高人的自信与自觉，正是布莱希特戏剧的精髓。我想，借鉴、融会，是为了变革。当代戏曲的哲学渗透，从对某些具体境遇的描述上升到对人及其处境的历史性估量，改变民族传统的思维与心态，恐怕是戏曲改革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成都市川剧院三团的演出，较为成功的是，突出假定性、扮演性的舞台间离，导演让两位与剧情毫无关系的练功演员充当检场人，拿着黑礼帽、黑披风从台右上场，扮演沈黛的演员直接在观众面前戴上礼帽、披上披风，旋即“化身”为隋达，完整地表现了从沈黛到隋达的转变过程，也公开地展露了这一转变的艺术手段。戴上黑礼帽、披上黑披风的演员，毫不掩藏披风下的白衣白裙，不求表象的真实，不追求生活的自然外观的酷似，以黑白分明的强烈对比，表现人性善恶的尖锐对立，在善恶的互相间离中传达全剧的意蕴。此外，敞开大幕，裸露灯具，当众迁换布景，练功演员在演出过程中的穿插，包括开场时打击乐队的过场……都是为了同一目的的间离手段。
“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戏剧美学的核心内容，它包括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剧本创作和舞台体现等内容的一整套方法。但间离不仅是为了引起怀疑，引起思考，也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解。因此，仅仅借助间离技巧中断剧情发展，阻止观众沉迷于情感之中，便远远不够了。以这一更高的水准来要求，川剧《四川好人》无论是剧本改编或舞台演出，都未完成这种“理解——怀疑——理解”的双重否定。舞台语汇的驳杂、凌乱又进一步影响了演出的明晰性。
布莱希特的戏剧与美学理论已越来越被中国观众所接受，但用戏曲形式上演布莱希特戏剧，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其缺失与疏漏也就不难理解了。布莱希特戏剧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他的家乡——民主德国，都日渐遇到新的挑战。一些曾沿着布莱希特开拓的道路前进的戏剧家已把他当作“古典作家”，把他的美学当作“传统”，纷纷走上谋求美学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道路。我们更没有理由就此止步。希望有更多的戏曲团体投入变革的行列，希望能见到更多更好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