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文学的硕果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北京儿童文学的硕果
袁鹰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同志要我为《北京地区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选》写篇读后感，任务并不算重，我听了却直犯难。虽说这本书的不少作者都是熟朋友，但他们的这些佳作（以及不是出于他们之手的其它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这些年我读得很少，有时仅仅于收到刊物时瞥了一眼题目。两眼一抹黑，从何下笔呢？
“你挑几篇看看得了，不必全看。”编辑同志有点照顾我。
于是，我带着畏难情绪和任务观点开始翻书。不料一翻开，竟不由得被牢牢吸引住，欲罢不能，一口气一篇读了下去。读着读着，就将先前那点顾虑，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看到了什么呢？
一群又似熟悉、又似陌生的孩子欢跃着奔到面前。
如果说，我们曾经熟悉过战争年代的海娃（《鸡毛信》）、嘎子（《小兵张嘎》）、小荣（《我和小荣》）、潘冬子（《闪闪的红星》）这样的小红军、小八路，熟悉过50年代的罗文应（《罗文应的故事》）、王葆（《宝葫芦的秘密》）、唐小西（《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这样的少先队员，也熟悉过东山少年、刘文学、张高谦、草原小姐妹这些曾经作为儿童文学主人公的少年英雄，那么，对现在儿童文学塑造的80年代儿童形象，就有点似曾相识，却又很不熟悉了。
说似曾相识，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新中国培养长大的孩子，是早期少先队员们的儿女。少先队员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的光荣传统，在他们的后代身上都重新得到体现，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说教，而是活泼生动的具体行动。在这些可爱又可敬的儿童形象身上，我们依稀见到20年前、30年前少先队员的姿影。红领巾上鲜艳的颜色是代代相传的。
但我们又并不十分熟悉他们。他们的思想品德，他们的气质秉性、他们的性格脾气、以至言谈笑语，都带着80年代儿童的特色和气味，洋溢着同他们的父兄辈很不相同的“精气神儿”。你看，霍有荣（《火牛儿打鼓》）、黑豆儿（《弓》）、汪盈（《新星女队一号》）、罗力争（《男孩子和男孩子》）、宿小羽（《题王许威武》）这些孩子，出生环境不同，家庭条件各异，性格也并不全类似，却都有一种开放型、进取型的特点。他们不是温室里培育出来的盆花，而是改革和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浪沫。这样的孩子，不会出现在罗文应、唐小西的年代，也不会出现在刘文学、努尔古丽的年代（当然更不会出现在“小学生日记”、“小学革命儿歌”的年代），他们只能出现在祖国在改革大道上披荆斩棘的80年代。他们无愧于我们这个非凡时代的产儿。
比如，老戴不上红领巾的“白脖儿”，是少先队生活中最常见的事，如何帮助中队或小队里最后一个“白脖儿”戴上红领巾，从来都是辅导员和队干部最头疼的难题。《白脖儿》的作者，刻画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小明。他的小毛病不少，惹人气，招人嫌，却干了一件使人震惊感佩的“英雄行为”。作者摒弃了过去常用的手法，探索新的蹊径。张小明到了儿也没能戴上朝思暮想的红领巾。这种安排，乍一看，似乎有悖于“大团圆”结局的习惯心理。但细细一想，却更启人深思和警策。
又比如，当年的王葆，即使再调皮，他会同外国小朋友私自赛拳比武，将“小老外”打得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后来又成为好朋友吗？罗力争却敢这么做。校长的训戒，区教育局的科长的申斥，他都无所谓。他有他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有一段精采的心里话：“汪校长，您说回校后要跟我算帐，唉，您呀，我们男孩的事，您管那么多干嘛！您有你们大人的理，我们就有我们男孩子的理。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我和姆扎比还会动手呢。唉，你们大人哪……”
这段话，我觉着简直就是冲我这种不了解今天的孩子的人说的。他们不再是人云亦云、规规矩矩的小绵羊，“您有你们大人的理，我们就有我们男孩子的理”，50年代60年代的孩子大约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这样的观念的，或者说，是想也不敢想的。然而，这不正是应该为之欣喜的进步吗？如果我们的孩子连这样的独立意识都没有或不敢有，还谈得上什么希望在于未来吗？
读完全书，我的最大的收获、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认识了一群崭新气质的孩子。从他们向前跳跃的脚印中，我们能分明地看到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进步。也许可以说，这恰是这本选集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果不说它是最大贡献的话。我将诚挚的敬意献给本书的众多作者们。
北京地区拥有一个人数可观、水平齐整的儿童文学作者群，许多同志都是心甘情愿地在这块被冷落的园地上洒汗水、抛心血，乐此不倦。这本书的作者，不少都已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二三十年，小读者早就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他（她）们由被小读者称作叔叔、伯伯、阿姨而上升为爷爷、奶奶。时光流转，物换星移，他们始终没有放下或者转移为下一代写作的那支笔，始终保持那颗鲜亮的童心，植根于少年儿童生活的沃土中，始终同孩子保持如胶似漆的联系，带着满腔挚爱去观察孩子，去理解孩子；同时又在找寻和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可能正是北京地区能结出累累的硕果并且还在不断推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秘密所在，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