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肥“蛋”多——记湖北襄樊市税务局长李景明的谈话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鸡”肥“蛋”多
——记湖北襄樊市税务局长李景明的谈话
本报记者　刘衡
“叫人出钱刀割肉”，咱们税务人员讨人嫌哪！1983年底，咱市跟襄阳地区合并不久，决定财政和税务分家，让我当税务局长，95％的财政收入任务落在我们肩上，好难啊！原先财税一家，收支一条线，人家抱着你的脑壳摇。如今，税务光收钱，谁都躲三分。有的见来了女专管员，赶忙躲进男厕所。
1984年5月，枣阳县发生了税务干部宋发运等四人到专业户张××家吃喝的事。本来，吃吃喝喝，在咱这里是平常事。可是，张××是我们的纳税对象呀，怎么能跟他搞“礼尚往来”呢？饭前，宋发运提出要张交三个月的税。张××说：“先吃饭，吃了再说。”吃罢，宋发运的嘴巴没变软，拿出税票。谁知张××却变了脸，把饭桌推倒，砸伤了宋的脚。张××的儿子还把宋的嘴巴打出了血。末了，宋发运竟被扣上“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打击报复专业户”的罪名，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记大过”的处分。一时间，各级报纸纷纷登载、转载，越载越加码，越载越虚假。县文工团还编了台戏，一开幕就是一位斜穿衣、歪戴帽的“税官”，一边摇摇晃晃地出场，一边打着饱嗝、剔着牙。人们骂我们是“酒麻木”、“醉半天”、“长指头”、“税狗子”。枣阳县一个月就发生七八起“税官”挨打的事，弄得有些人连税服都不敢穿了。1985年，宋发运的事平反了，你们《人民日报》还登了篇文章，叫《一起错案的教训》（载1986年5月6日第五版）。
这件事对大家的教训都大，对咱们税务干部，教训更大！我对大伙儿说：“好吃难消化呀！到企业、到纳税人那里胡吃滥喝，不是给咱们帽子上的国徽抹黑吗？你吃他一口肉，他要你免交一头猪。”于是，好些人退出财物，赔了吃喝费。我们还订下纪律，谁再到纳税对象那里吃一顿，罚款10元、20元、30元不等。宋发运从“嗜酒如命”变成“滴酒不沾”，坏事变成好事。我还对大伙儿说：“和气生财嘛，新中国的聚财人不是旧社会的讨债鬼，脸面如冰霜，说话象打枪。”于是，凶神恶煞变成慈悲观音，冷若冰霜变成满面春风，粗门大嗓变成柔声细语。可是千变万变不离其宗：钱还是要收。人们仍然不喜欢。
看来，税务工作本身应该来番改革。我们几位领导干部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在宜城县抓了两个典型：小河税务所“有税就收、无税就走”。用梳子梳、篦子篦，十年功夫，税额只增加一倍。而龙头税务所，用90％的力气帮助人们发展生产，十年功夫，税额增加了十倍。
我让税务局长们到宜城县开现场会。两个典型一对比，大家就开了窍：“税靠生产水靠源，源活水畅，源枯水竭。”“收税不是一锤子买卖，今天干了明天不再干。咱们要放水养鱼、养鸡下蛋。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实，这些道理十分简单。古人早就说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千多年前，老子李耳就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偷鸡也得丢把米啊！但一做起来，万分复杂。既要原则性儿，又要灵活性儿。
我们税务部门一手托三家，既要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又要照顾地方财政的利益，还要发展企业、专业户的生产。其中生产是第一位的，生产一发展，什么都有了。因此，我们必须跳出“征管查”的圈子，开拓“支帮促”的新领域。
有人说了：“财神爷有钱好促产，税老虎没钱促产难。”是的，我们手上的周转金很有限，但我们要用小钱办大事。同时，除了资金、政策、信息、智力等等，都是不花钱的投资，是促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比方：我们有减税、免税之权。过去只搞“困难减免”，这种单纯恩赐观点常常奖励了落后。现在我们变被动为主动，改成“生产减免。”只对国民经济需要的、有发展前途的减免。对盲目上马赶热门的项目、非生产性基建，从严亮“红灯”，压缩膨胀空气。对困难户一个个具体分析，有的减免，有的——请你关停并转吧。
我们走上“为生产服务”的轨道，跟企业、专业户捆在一起了。“你死我死，你活我活。”我们的干部不再只张口要钱，而是帮他们卸包袱、减压力、加动力。我们推大船出滩、助饿马奋蹄、帮联合加温。以前纳税对象看见我们绕道走，现在和我们手拉手，称赞我们是“情报部长”、“编外经理”、“义务厂长”、“穿针引线的红娘”……“鸡”肥了，“蛋”也多，以前收税跑断腿，现在不少人把税款送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