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的宠儿——记弹唱诗人弗·维索茨基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苏联人民的宠儿
——记弹唱诗人弗·维索茨基
高莽文并画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弗·维索茨基的诗歌时，给我一种强烈的奇异的感受，它和我平时接触的诗歌不相似。它近乎口语，朴实无华，甚至有些粗鲁，没有古癖的词儿，也没有艰深的句子。不论是写过去还是写现在，写战争还是爱情，写司机还是市侩，都蕴藏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深入理解他的诗，译了一些他的作品，编入《苏联当代诗选》一书中。
1983年冬，我来到莫斯科出席苏联文学翻译家国际会晤会，在大会发言中，介绍我国翻译苏联诗歌情况时，我提到了维索茨基。散会后，有位女士走过来怯怯地问我，中国是否真的译过维索茨基的作品。她怕自己听错了姓名。我告诉她，没有听错，她脸上怀疑的神色仍然没有消散。我把维索茨基的译文拿给她看，并把我画的维索茨基的头像递给她。这时，她的眼睛闪亮了，嘴角上堆起了微笑。她伸出手来表示感谢，并与我握别，她说：“我是他生前的好友……”
过了一天，这位女士又找到了我，说：“我把您讲过的事，转告了维索茨基的父母，他们让我向您表示深切的感激。”说着，便把一本《神经》赠给了我。这是苏联出版的维索茨基的唯一的一本诗集，在苏联已成为珍本，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很多人都用羡慕的目光窥视我手中这本《神经》。
生活在苏联人民中间，我不断地感受到他们对维索茨基的深情。有人对我描绘他在舞台上演出的激情（他本行是话剧演员），有人对我描绘他的外貌，有人讲述他生活的道路，更多的是介绍他弹唱诗歌的情景。在苏联，似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维索茨基。
12月初的一天，我去维索茨基的墓前凭吊。上了出租汽车，我说：“去瓦岗口……”，这是墓地的名字。“去看望维索茨基吗？”我怔住了。难道司机会相面，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意？“是的。”我诚挚地回答。“进了墓院大门，往右拐。您会看到很多鲜花。那儿就是维索茨基……”“谢谢！”我感谢这位热心肠的司机。同时，我在想，这寒冬季节，会有很多鲜花吗？
维索茨基的墓，果然象司机所说的那样。在这灰暗的墓院里，它象一座花坛。长方的土坟后立着一块不高的石碑，上边刻着他的姓名与生卒年代——“1938—1980”。大概是前来瞻仰的人太多了，所以用铁栏杆把它围了起来。我在他墓前站了约半个小时，一批人走了，又来了一批人，象一层层潮水在他坟前洒下一层层鲜花。
　这一切，增加了我对维索茨基的兴趣。我倾听他的唱片，阅读他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录，研究有关论文……在他的祖国，我终于理解了他何以受到人民这样的爱戴：他唱出了人们在逆境中争取改革的愿望、受凌辱的人保持尊严的精神，他是苏联人民愿望的表达者。
难怪有人说，他弹唱的诗歌，不能光用耳朵听，而得用心灵听。
1987年夏，我有机会再次访问莫斯科。我又来到了维索茨基的墓前。一座金光闪闪的铜雕像代替了原来的石碑。他弓着腰，背着心爱的吉他，迎着风迈着艰巨的步伐。碑后是浓绿的丁香树，花已开过，只有叶子在为他遮荫。墓上、墓旁，摆着比那年冬天更多的鲜花，象是各种各样的心灵在他墓前吟唱他的歌。
维索茨基生前没有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没有获得过国家奖金，但他获得了比专业诗人、比奖金获得者更高的荣誉——苏联人民的宠儿。（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