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呼唤“依法行政”——访行政法专家张尚鷟教授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他在呼唤“依法行政”
——访行政法专家张尚鷟教授
本报记者　柏生
在中国法学会和行政法学研究会举行的一些会议上，在高等学校法学研究生的讲坛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派学者风度的长者高声讲授行政法学。他那理论联系实际，逻辑清晰严谨的讲授总是令人叹服。他就是现任中国法学会专职常务理事、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中国法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62岁的著名法学家张尚鷟教授。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我走访了这位著名法学家，请他就制订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同改革的关系，谈谈见解。
在一间靠墙排着组合书柜的楼房里，我正浏览着端放的各科法学书籍，谈吐爽朗的主人，随手从书柜里拿出好几本他撰写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概论》、《中国行政法讲义》、《行政法基本知识讲话》、《行政法概要》、《法律基本知识》等
（其中有的是与别人共同编著的）。并且告诉我说，他现在手中还在写着几篇法学论文。近几年，他已编写了百万字以上的法学论著。一本题名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文集也即将出版。
谈话中，我了解到，张教授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法律系，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进入北大法科研究所作研究生，专攻刑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和北平研究生联合会主席。在当学生的时候，为了把法学专业学好，他曾努力学习掌握了英、德、法、日、俄五种外国文字，阅读了大量中外有关法学书籍。解放后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婚姻法、刑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1980年以来，他为了研究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法学，加速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由主攻刑法改为专攻行政法。
他操着一口四川乡音说普通话，颇具韵味和神采，他说：
“我的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回答我国四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行政法问题。不同于国内外现有的一些教材或专著，我们要探索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行政法以及制订行政法，一定要紧密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特别是要为当前的改革、开放服务。”
谈到这里，我问张教授：“在当前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健全社会主义行政法呢？如何改变旧的法制观念呢？”
张尚鷟教授笑着说：“一定要明确行政法上规定的管理手段，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各级政府部门在实施各种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法律根据的那些行政法规都属于行政法。在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中，强调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开，权力下放都要以法律作根据，一定要改变过去政府工作中那种仅仅依靠政策办事，而不依法办事的旧观念。在政府工作中，贯彻执行行政法，也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他翻了翻桌上放的行政法书籍，然后指着一段文字对我说：“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充分理解政府工作法制建设的意义，尽快提高人们的行政法制观念。”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张教授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除了需要运用刑法手段及时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运用民法、经济法手段调整、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以外，还需要强调充分运用行政法手段，从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角度，促进、发展、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使国家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同城乡个体工商户都能在相互坚持依法办事的环境中，进一步搞活经济。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些新的公安行政法来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
谈到这里，张尚鷟教授微笑地站起身来打着手势对我说：
“总之，我认为需要更好地运用行政法手段，使各级政府在各自主管的业务工作中，都能坚持依法办事，坚持依照经济行政法和其他方面的行政法办事，而不是仅仅知道按照政策办事，特别是只根据政府某某首长的一句话办事。这是贯彻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迫切需要。目前国外一些企业家，也希望我们能在同他们的经济交往中做到‘依法行政’”。
窗外秋日灿烂，一缕缕明朗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晒进室内。张尚鷟教授凝神地望着窗外飘着几朵白云，欣悦地对我说：“现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明朗的日子来到了。”
我问张教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家行政机关如何加强法制建设？”
张教授沉思了片刻，然后说：“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只有坚持依法办事，各级政府部门都在严格实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起自上而下能在自己工作中依法独立负责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才能逐步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从而加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只有充分运用行政法手段，把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用国家编制法、国家公务人员法等法律固定下来，在今后的人事工作中，才能按政策办事，人事改革的成果才能逐步稳定下来，政府机构才能依法而设。”
话题至此，张教授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就可以杜绝过去往往是仅凭行政首长一批条子就建一个机构，就增一批编制的弊端。
我们的话题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谈到反官僚主义。张尚鷟教授说，“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失误。就以今年大兴安岭发生的森林大火来说吧！造成这一失误，固然有各种原因，而其中各级政府不坚持依照已有的行政法规办事，在日常工作中不认真贯彻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规，则是更深刻的原因。例如，不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消防条例等。目前，我们已经接触到造成这类失误的一个重要根源，叫做官僚主义。但是如果不认真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强调从法制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只从思想作风方面来反官僚主义，那就会连思想作风方面的官僚主义也解决不好，甚至解决不了。”
一谈起官僚主义的问题，张尚鷟教授的神情显得十分激动，他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中，早就精辟地剖析了现阶段官僚主义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哩，就是国家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事无大小，往往都无章可循。
张尚鷟教授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国家由于不重视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政府工作中，只强调按政策办事，不讲依法办事，不讲“依法行政”。因此，在一些地方行政首长个人的一句话，就是“法”；官僚主义越积越深。
我笑着插话说：张教授，这大概就是你积极呼吁“依法行政”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是的。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公务员制度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这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对当前的改革，都会起很好的作用。反官僚主义一定要依靠制度，并运用行政法手段，严重的官僚主义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实行制裁，不能只作思想作风问题对待。”
最后，谈起工作和生活，张教授十分爽快地说，我这几十年，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十分坎坷的道路。但我总是谨记着这样的铭言，在学术上攀登高峰的人，应当首先是一个不畏艰险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决不满足于成为“一介书生”，我决心投身于社会改革实践中去锻炼自己。现在，国家建设正需要我们这批有经验的知识分子。我虽已花甲，但精力充沛，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全部力量。
我环顾了这位法学家的室内外，整排的书柜里、书架上都是书，屋子的角落里和走廊上都整齐地堆满了书刊和一袋袋的法学资料，在放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书柜里，我取出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书上几乎是每页都划满了符号，写满了眉批，他微笑着对我说，“开卷有益”！我是喜欢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