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析疑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读“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析疑
唐弢
自从报上传出有份鲁迅和斯诺谈话的纪录以后，我就希望早日读到它。今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发表了安危同志翻译的全文，我马上找来读了，不久收到好几位朋友来信，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有人兴奋，有人怀疑。我想了想，由于种种原因，纪录的确存在着若干疑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我个人见识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解决，现在将见到的写了出来，供大家分析，探讨，判断。因为对于研究鲁迅——了解鲁迅和斯诺编辑《活的中国》、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当时文坛的见解，这确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和值得仔细研究的珍贵资料。
《新文学史料》发表的纪录分三个部分：“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同志写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后者对谈话的时间和“问题单”提出者作了考证，这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前提。现在就从这第三部分“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说起吧。一
首先是谈话的时间。鲁迅日记1936年4月26日载：“姚克、施乐（斯诺）同来，未见。”我相信这条记载，因此以为安危同志考证谈话在“5月3日以后的某一天”，是正确的。5月3日译文社请客，姚克在宴会上和鲁迅约定见面日期（不过斯诺未必在场），不久就在鲁迅家里晤谈。所以斯诺《向鲁迅致敬》（发表于1937年6月8日斯诺夫妇编辑的《民主》）一文的开头说：“去年5月在上海的一次访问中，当我看到鲁迅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指《一件小事》）。”核对时间，完全吻合。可是安危同志不敢自信，又引了另一种“见解”，说谈话也许就在4月26日，鲁迅故意写作“未见”。我以为这种见解是穿凿。对于重要政治事情和人物，除了遗漏，为防日记万一有失，鲁迅不记是有的；既然见面，又写作“未见”，却不可能。一来这毕竟是私人日记，没有准备公开发表；二则鲁迅不会怀此机心，刻意作伪，我们只要读一下他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样看待鲁迅，反而失诸鲁迅，把鲁迅看“小”。谈话不会是4月26日。
其次是“问题单”的实际提出者。我也同意安危同志的分析，认为单上所列问题的提出者不是埃德加本人，而是他的夫人海伦；而且我还以为，这虽然和编选《活的中国》有关，更主要的却是为那篇附在书后海伦用尼姆·威尔斯笔名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文章定稿时引用了鲁迅谈话就是一个明证。海伦·福斯特于1931年到上海，第二年和斯诺结婚，夫妻俩合作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向全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埃德加于1936年6月访问陕北，写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China）；海伦则于1937年深入延安，访问了埃德加来不及访问的许多人物，写成《中国红区内情》（Inside　RedChina），附有《八十六人略历》。当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以《西行漫记》书名由复社译成中文出版后，第二年4月，《中国红区内情》也以《续西行漫记》名义由复社译出印行，作者署名尼姆·韦尔斯。几乎同时，复社还出版了韦尔斯的《革命人物传》（Livesof　Revolution），中文书名《西行访问记》。这两本书规模较大，印刷讲究，特别是后一本全写人物。它的写法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那张列有许多作家人名的问题单。虽然《西行漫记》也有人物，但比较严格，比较谨慎，不如《西行访问记》的包罗万象，有闻必录。海伦确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记者兼作家，但也正如她自己说的：
“我打起字来飞快，可是我不喜欢去推敲，剪裁。这对我很有害。这一点我们两人也很不同。埃德加总是改来改去，他首先要让读者看得懂。”（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夫妻两个的性格特点，在这番话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
开列一大堆作家名单，这是符合于海伦的工作方式的，从谈话整理稿的某些语气看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正如安危同志已经指出：第十五条的最后，有这么几句：“你问题单子上开列的其他作家，鲁迅不认识，或无足轻重，他们的文学倾向鲜为人知。”问题单上有些作家姓名，的确不见于谈话整理稿，鲁迅当时没有答复，需要作此说明。这里的“你”，显然是在上海的埃德加对当时尚在北平、迫切地等着答案的海伦的称呼。而整理稿的许多地方，都用“鲁迅认为”字样，也是因为要转述给第三者听，才用这样的口气。这些都足以证明：罗列了一大堆人名的问题单的实际提出者，不是埃德加而是他的夫人海伦。二由于海伦提出了一大堆鲁迅并不认识，或无足轻重的作家名单，这也造成了今天翻译工作的困难，有些作家的姓名只能音译。尤有甚者，在《新文学史料》刊出的问题单第十五题“无党派”一栏里，谢采江明明是对的，为慎重计，译者还是在括号内加上“译音”一词，以表示和读者商榷的态度。这样做也是必要的。据我所知，有些确实译错了，例如同是第十五题的“戏剧”栏内，“胡春平”应为胡春冰，他是广东戏剧研究所成员，曾协助欧阳予倩从事戏剧运动，编过《戏剧》杂志，写过剧本《妒》，翻译了欧洲戏剧理论和高尔斯华绥三幕剧《有家室的人》。同栏的“杨易申”应为杨荫深，他写小说，也做研究工作，又有剧本《一阵狂风》和根据《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焦仲卿故事改编而成的《磐石和蒲苇》。“徐宝彦”应为徐葆炎，他写过短篇小说集《月光》，又写了以《受戒及其他》为书名的五个独幕剧，译过王尔德的《莎乐美》。我还以为，同栏的“徐湄公”，也是匆忙中将名字颠倒、又因音译而导致的错误：30年代有个颇为活跃的写过《演剧术》、《戏剧短论》，又出过剧本《歧途》、《男女问题》的徐公美，却没有徐湄公其人。“戏剧”一栏如此，小说、诗歌分栏更为细致详尽，将作家归入哪一栏就颇费踌躇，问题也更多、更突出。
譬如说吧：海伦列为“新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中，有庐隐，而列为“革命浪漫主义”作家中有鲁彦，后者姓名下加括号云：“多产，但不优秀”。鲁彦和庐隐音近，两人又都多产，但我以为这里是被译者弄颠倒了的。且不管“新”与不新，“革命”与不革命，大家一向认为：鲁彦的现实主义比较显明，而庐隐倒有一点浪漫气质，尤其是那些描写爱情的小说，不过这只是我的臆测，我并未见到原件，而谐音又实在使人为难，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毛夏”、“君传女士”特别是“苏治传”究竟是什么人。使我奇怪的是：问题单上竟没有当时写得较多、曾受鲁迅重视的许钦文；女作家中，也没有为鲁迅所称道的沅君女士——又署淦女士的冯沅君。海伦大概从报刊上（听说也从燕京大学学生口中）搜罗了不少新作家的名字，使我们蒙头转向，有不胜陌路生疏之感。
（未完待续）（附图片）
斯诺画像　苗地
鲁迅木刻像　李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