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析疑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读“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析疑
唐弢
三
现在要说到最重要的部分——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整理稿。
这确是一份非常难得的谈话稿。总的说来，它所表达的观点是符合鲁迅的文艺思想的，有些地方谈得很明确，很深入，比我们过去了解的更清楚，因此也更有价值。比如说，他认为“中国可以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阶段，却再也不能经过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学发展阶段。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抉择了。”他认为“恰恰因为由封建主义观念到无产阶级文化观念的大飞跃，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才到了如此之差的地步。”他认为“短篇小说比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任何一个种类，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以及他对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的评价等等，其中包含着许多理论问题，许多新的重要的见解，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几乎每个问题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一本书。但由于采访的匆忙，语言隔阂，纪录最后又未经鲁迅本人过目，因此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不少舛误：有的较小，有的较大，有的较为显著，有的较为含混。现在就我所见，略加剖析，先从显著的容易核查的部分说起。
问题之七说到穆时英的时候，有这样两句：“他现在是上海《申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自己什么也不写了。”穆时英主编过《晨曦》，是潘公展办的《晨报》的副刊，不是《申报》文艺副刊，两个报纸的政治倾向截然不同。说到戴望舒的时候，又有这样两句：“戴望舒是穆木天的亲戚，最近刚从法国回来。”戴望舒和穆时英是亲戚，他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为妻，后来离异了，与穆木天无关。问题之十谈到《新生》杂志《闲话皇帝》一案时，又有这样几句：“在日本的要求下，废除了审查制度——因为审查机关未能阻止杜衡发表激进文章。”杜衡在20年代办水沫书店时发表过一些进步译著，这时已成为“第三种人”，怎么可能在《新生》“发表激进文章”而说“审查机关未能阻止”呢？主编《新生》因《闲话皇帝》而被判刑的是杜重远，这里的杜衡显系杜重远之误。《晨报》和《申报》谐音，也许是翻译关系，后两点中的人物各不相干，大约当时谈到了穆时英，也谈到了穆木天，也谈到了杜重远。按照习惯，口译常常简称“穆”或“杜”，斯诺纪录或者整理时，也将两个“穆”和两个“杜”混淆起来，因而造成了错误，这一点可以理解。采访有许多限制，不容易呀。
在整个谈话纪录中，对“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是含混与矛盾的，正如对左翼作家、左翼倾向和“左联”成员也有含混与矛盾一样。“革命的罗曼蒂克”是瞿秋白批评华汉（阳翰笙）《地泉》时提出的，问题十四说“鲁迅不知道‘革命的罗曼蒂克’这个术语”，令人费解。还有，恰与问题十一说“瞿世英这个人，鲁迅没听说过”相似，在本题里，又说“鲁迅不认识钱杏邨这个人”。鲁迅有没有听说过瞿世英，我无法确说；但鲁迅是认识钱杏邨的，1934年1月6日午后从汉口路古益轩闽菜馆出来，鲁迅、钱杏邨等五六个人在来青阁旧书店买书，我也在场，怎么一年之后，反倒说不认识了呢！鲁迅谈话是很风趣的，爱开玩笑，看来这里的“知道”、“听说”、
“认识”等等，含义有反正深浅等不同，如果机械地理解这些用词，那就刻舟求剑，永远掌握不到真正的含义了。
我想据此说两点意见：一是问题三里谈到丁玲，“鲁迅认为她完了。”“完了”下划着杠杠，这和问题九里谈到张凤举（就是写过《鲁迅先生》一文的张定璜）的时候，说他“好几年没有创作了，现在旅居法国。他完了。”“完了”下也划着杠杠，说法写法，十分相象。我认为这个“完了”主要是指创作生涯
（当然也含有政治因素）。因为这里谈的是文学创作，所以埃德加紧接着写上
“萧乾不同意这个看法，称他最近从丁玲那儿得到一个短篇小说，……她的作品毫不含糊地表明，她的思想并没有改变”。二是问题十一里谈到李霁野，说“李霁野是翻译家，倾向右翼；”据我所知，在未名社，鲁迅对曹靖华非常尊重，对韦素园、台静农也有好感，其次便是李霁野。在旧社会，李霁野有点不问政治倒是真的，谈不到倾向左翼右翼。未名社另有一个翻译家韦丛芜，写过诗集《君山》，鲁迅对他一开始寄与希望，以后他在未名社滥支款项，又当了国民党的县长，说他“倾向右翼”倒不冤枉。可能当时谈论未名社，既说到李霁野，也说到韦丛芜。我怀疑这个李霁野乃是韦丛芜之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除了这些瑕疵，我以为纪录稿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可惜我知道的太少，如果见到英文原件，也许还能够再多说几句，当然，更可能的是仍旧只有这几点。（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