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忆念的——悼王冶秋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他所忆念的
——悼王冶秋同志
姜德明
冶秋同志在抗战前后写过诗、小说，出过不止一本集子。当年在未名社还见过鲁迅先生，与先生多次通信，写有研究和学习鲁迅的专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解放后改名《辛亥前后的鲁迅先生》）。按说他应该从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然而，想不到这位与文学结缘的人，只是因为进城后的工作需要，便协助郑振铎先生干了文物工作，而且就此终了一生。
“文革”中有人说他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已经被赶到湖北的乡下，在那里落户了。后来在一次“出版口”的会议上，周总理点将，让他回来主持“图博口”的工作。他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就接受过总理的教导，现在他是怀着怎样一种感激心情，来拚命工作呢！也许是因为“文革”中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他愈加想到人与人关系的可贵。这时候我同他偶然相见，常常听到他讲起过去没有机会忆念的人，一些多年来没有下落的普通人。不由得让我也跟着他产生一种寂寞之感。
有一位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勤务兵。那时冶秋同志在那里任少将参谋。由于叛徒的出卖，当时设在北平东四附近的与党中央直接联系的一个电台被破坏了，特务们连夜搜索，一清早就来铁狮子胡同的司令部抓人。那天清晨，冶秋同志走进院中，看见他那位勤务兵正被特务押着往外走。如果这位勤务兵眼神稍微注意一下主人，也许冶秋同志就得被特务扣下。但是，这位勤务兵好象根本没见过王冶秋似的，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残酷的地下斗争的环境，练就了人们的警觉，冶秋同志连办公室的门也没进就奔了后门，从府学胡同穿了出来。来不及向家中报信，便到清华大学去找吴晗同志。果然，特务们很快地便到他家，抓走了他妻子高履芳同志。
冶秋同志跟我说，几十年来他常常想念那个勤务兵，一副乡下人的朴实面孔，平时连话也不爱说，但是在危难的关头，就有这样富有正义感的忠勇之士。当然，他也想过，那个勤务兵是不是自己的同志？是地下党特意派来协助他工作或照顾他安全的？须知，那时党的关系是绝对保密的。他始终以没能找到那位沉默寡言的勤务兵而深深地遗憾。
还有一位助他一臂之力的编辑先生，他也时在念中。当年，吴晗同志留他在家中住了一夜，找来党的地下交通员，规定好联系的暗号，第二天清晨他便换上吴晗的那件又短又瘦的长袍上路了。直到天黑才到了天津，要找的亲友又没找上，而戒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让警备司令部扣下可就麻烦了，因为北平已在车站等要道公开通缉他。焦急之中，忽然想到他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稿而通信联系过的一位编辑先生，于是贸然前往了。那位先生虽然是初次晤面，还是不问情由地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买来早点招待。这样，他才在法租界的中心公园，找到党的交通员，并尾随那人到了“家”，从那里等候机会进入解放区。
这位副刊编辑再也没见过面，连再一次对他表示一下感谢的机会都不可能。一是刚解放后百废待兴，工作忙得顾不上。二来，《大公报》很快就停办了。他亦曾打听过一次，没有什么结果。现在事隔几十年，经过十年动乱，他更加怀恋人情的温暖。可是到哪儿去探问那位编辑先生的下落呢？
我忽然想到，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傅冬同志当年不正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吗？让我试一试吧。待我向她提出这位编辑先生的名字以后，她很爽快地回答：“那不就是劳荣吗！”啊，原来就是我时常同他通信的诗人劳荣同志呀。解放后，他离开《大公报》在天津文联或作协工作，后来算是天津图书馆的干部。我写信告诉他冶秋同志对他的怀念，他来信说，朋友在患难中，总是要互相帮助的。这些小事算得了什么呢？不值一提。
冶秋同志得知这消息以后的愉快是可以想象的。
不幸的是冶秋同志得了非常痛苦的脑病，有话不能说。我去医院看过他，一时清楚，一时又不清楚。一见熟人就要哭，但是无声又无泪，这才真是欲哭而不能！所以我又不忍去看他。他长年躺在床上，已经好些年了。不知他平静下来时脑子里常常想些什么？是想起当年在重庆冯玉祥先生部下，冒着危险给党送情报的事吗？是想起当年一身国民党少将的戎装奔走在冠盖满京华虎狼噬嗑人之间搜集情报吗？还是想起中华大地的出土文物，或者关心长城的砖墙又被什么宵小破坏了？还是在弥留之际，你又想起一生所遇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那些你并没有给过他们半点代价，而他们却向你献出丰厚酬赠与情谊的善良的人们？（附图片）
苗地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