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突破——西北五省区发展商品经济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历史性的突破
——西北五省区发展商品经济纪实
本报西北记者组
奋起于“兵临城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西北角——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受到来自祖国东部地区的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
——能人蜂拥而来。社会需要多种服务，精明的东部人注意到大西北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从八百里秦川到青海湖畔，从祁连山下到帕米尔高原，到处都有东部人的身影。钉鞋的、补锅的、弹棉花的、做家具的、搞建筑的，都操着外地口音。他们精湛的技艺，优质的服务，为人称道；快节奏、高效率和吃苦耐劳精神也令人叹服。年轻人穿时新衣服要找“上海”裁缝，城市居民更新家具要请江浙木匠，建筑工程投标也是江浙农民建筑队最吃香。东部能工巧匠的劳务渗透到大西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商品潮水般涌入。当大西北的流通领域还固守着单一渠道、统购统销的旧经济模式时，东南沿海和京、津、沪的企业家们靠率先运用市场机制造成的时间差，捷足先登，连珠炮似的在西北5省区首府举办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展销会、订货会、洽谈会，把最新推出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连同在当地已经滞销的商品一古脑儿拿到西北倾销；小商小贩也乘虚而入，把商品经济的触角伸向远离省会的县城和乡村集镇。一时间，东部的服装、鞋帽百货、日用化工、家用电器等形形色色的商品，充斥大西北的城乡市场。许多只抓生产、不闻市场需求的中小企业，被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得一蹶不振，元气大伤。
——现代观念也悄然而至。有形的冲击伴随着无形的潜移默化，东部人的商品观念、信息观念、竞争意识、风险精神、创业的冲动等等，开始神不知鬼不觉地撞击着西北人的心扉。
面对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波，西北人犹如突然被抛到一个变幻莫测的境界，固有的防线被冲破了，传统文化中那些保守、落后的思想基础开始动摇，观念、心态、习惯都受到严峻的挑战。“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的农本思想，在乐从百业的能工巧匠面前，有些萎缩了；“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的封闭思想，在远离家乡、千里寻富的东部人面前，无地自容了；有吃有穿有点节余就心安理得的小富即安思想，在自筹资金买飞机、办工厂、发大财的东部人面前，自愧弗如了；鄙视经商，守着牛羊不吃不卖显富的旧观念，在为卖而生产的东部人面前，开始觉醒了。
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也引发出深刻的反思和顽强的奋起。
从被动应战到主动出击
如今，东部人成功的秘诀，在大西北人的眼里已不再是神乎其神的“天方夜谭”；经济学家们常讲的商品经济意识，也不再是深奥玄妙的字眼。在改革中确立了作为商品生产独立经营者地位的农民，正在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中走出来，艰难却是勇敢地跨进了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短短几年时间，大西北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起来。
昔日是“富浪西涌”，现在是“东西互流”。大西北已从被动应战转向主动出击。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有近20万人外出搞劳务和贩运，占全州农村劳力总数的1／3，足迹遍布祖国20多个省、市、区。他们南来北往，东进西出，把各种工业品送往青藏高原牧区，再把那里的畜产品收购起来销往全国各地。
这几年，外界对于大西北商品经济发展感受最深的，正是这种敢于“冲”出去的开拓精神。新疆的烤羊肉串大军征服了全国城乡，那别具风味的烤羊肉串，已成了风靡全国的风味小吃。甘肃的保姆大军，离县出省进了北京，朴实手巧，为千家万户所欢迎。宁夏的伊斯兰建筑大军，远涉重洋，在埃及、也门稳住了脚跟，其技术水平和建筑速度赢得聘用者的信任。陕西的运销大军，开源疏流，销路遍神州，打开了新的致富门路；连西安市的饺子宴，都飘洋过海到了日本。据粗略统计，西北五省近几年每年外出经商、做工、搞流通的人员达400万人之多。
有句俄罗斯谚语说：“只要你去过市场，你会了解整个世界。”巡行于西北五省区形形色色的市场，其规模、花色品种、成交额，都不亚于东部地区。
位于西安市康复路的交易市场，新建才几年，已发展成为联通全国西、中、东部的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每天有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前来参加交易，日均上市摊位1500多个，上市商品有以工业品、中药材、青干果和蔬菜为主的150多个大类、2000多个花色品种，日成交额在20万元以上。
被称为甘肃东大门的天水市，十年内乱中出现的流通渠道被堵死、小商小贩绝迹、集市贸易自然解体的局面已完全改观，短短几年，变成了闹哄哄的商贾云集之地，面向全国、深购远销的专业化市场不断增多。象张家川县的皮毛市场，甘谷县的毛衣成衣市场，秦安县的小商品市场，武山县的蔬菜市场，也是林林总总。张家川有皮毛运销户5400多个，10300人从事皮毛贩运加工，他们从西北五省区以至云南、西藏等地收购各种皮张，运回张家川、龙山两大市场，吸引山东、河北等10多个省市的商贾前来交易。集散渠道畅通，交易方法灵活，每年皮张上市量在300万张左右。由于皮张贩运和粗加工的不断发展，全县1／3的群众，7万多人增加了收入。穷乡僻壤，一跃成为西北最大的皮毛市场和全国几大皮毛集散地之一。
西北五省区还组建了不少在全国独具特色的特大市场，赢得国内外客户的青睐。新疆喀什市的“香港巴扎”，摊位上闪动着五颜六色来自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及江苏、上海等地的各色各样的头巾，哪怕欧洲、北京等发达地区来的客人，只要到此一游，也非买上几条不可。该市另一小商品市场，拥有各类小商品1280多种，一位加拿大客人称赞它：“这里除了没有鸡奶子，啥都有。”
最有说服力的是，原先的佛寺净地，商品经济亦破门而入。在青海著名的塔尔寺，众多和尚被组织起来，为前来观光的国内外游客卖收门票。几年前记者来此时，塔尔寺还是一座孤零零的深山古寺，如今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从湟中县城一直伸展到寺院门前。徜徉街市，店铺林立，商客熙攘，其中有不少专营佛教法器的商店，令人感叹不已。
目前，西北五省区已有大小集市五六千个。1983年之前，县以下尚无集贸市场的陕北、陕南一些地方，如今集贸市场随处可见。
如果说西北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好势头，从市场上可以初见端倪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从更深层次上看到西北农牧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三年来，西北五省区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陕西省从1984年到1986年，全省乡镇企业由3.7万个剧增到43万个，乡镇企业总产值在1983年14亿元的基础上，三年跨了三大步：1984年达到26.6亿元，1985年达到49.8亿元，1986年达到68.2亿元。宁夏1986年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在1984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新疆、甘肃、青海乡镇企业这几年也都迈出了较大步子。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大西北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的樊篱和传统农业的狭小圈子。但是，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仍然是西北五省区决策者们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因为，全国贫困而辽阔的地区在西北，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也在西北。当东部地区一些农民已经步入殷实的小康水平时，这里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在粮食问题上，既不能走过去“以粮为纲”的老路，又要把粮食生产放在重要位置，紧紧抓住不放。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这个长期困扰着西北五省区各级领导的难题，出现了可喜的转机。粮食生产发展最快的新疆，从1978年到1986年连续9年稳步增长，1986年总产达到108.94亿斤，比1978年增35.9亿斤，年均增长3.9亿斤，人均占有794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年粮食实现自给后，新疆已由粮食调入省转为粮食调出省。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的甘肃省，近几年产量有很大增长，去年达到110亿斤，是历史上最好水平。全省粮食调入由1982年的13.7亿斤下降到5亿斤。有关权威人士认为，西北地区无论从社会安定或经济发展角度看，粮食生产都必须摆在首位。但各省区情况不同，目标应有所区别：甘肃、青海应在稳定调入水平的基础上发展粮食生产；宁夏、陕西要在继续保证自给的前提下争取更大的富裕；新疆则应为西北区域自给多做贡献。
在较量中长才干
回过头去看，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无一不是克服了自身固有的种种制约因素后取得的。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比东部地区更大的艰辛和代价。也正因为步履艰辛和代价高昂，才磨练和锻造了西北人的经济头脑、经营能力、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
甘肃省广河县青年妇女马兰英，就是在商品经济的风浪中成长起来，成为全县回族妇女中揭掉盖头离州出省经商的带头人。她进兰州卖炒大豆，继而跑青海，进西藏，贩皮衣，卖百货，做买卖的招数和本领日渐娴熟，经商的信心和勇气越来越大。如今，她已由原先的家庭妇女锻炼成为拉萨八角街上一个小百货店的店主。
银川、西宁、兰州、西安、乌鲁木齐市以及大大小小县城里的千千万万个经营服装的个体户，垄断了西北五省区的时兴服装市场，全国流行的时髦服装在西北城乡上市，最快的只要5天时间。其奥妙就在于时间观念、信息观念、竞争意识已渗透到这些个体户的经营活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每晚都和京、津、沪以及东南沿海的服装市场保持热线联系，随时捕捉那里的市场信息，一旦有抢手的时髦服装上市，立即采购空运回来，从而总是在当地捷足先登。
激烈的竞争，使“老实巴交”的西北人头脑开了窍。不少人开始认识到“买”了卖不如“做”了卖。一个人跑一趟江浙，不要说千辛万苦，光路费要花几百元，加上货物托运，商品成本就更大了。如果在当地加工，转手变卖，由于成本低廉，可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商品经济教育人们懂得了效益观念，效益观念的萌生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甘肃省秦安县兴国镇农民李得禄，原来肩挑货郎担，经销塑料凉鞋。1985年他到广州学会了制鞋技术，借贷资金6万元，买回了设备、订购了原料，办起了塑料鞋厂，产品达4个类别，12个规格，运销陕西、新疆、内蒙、宁夏等4个省区。这个县叶堡村女青年蔡小莉，约上本村民办教师杨玉华，自费到北京医科大学学习利用蜂蜡制取三十烷醇工艺，5个月后，在一位热心的科技人员的帮助下，办起了三十烷醇化工厂，该产品经北京化工研究院鉴定，被评为优质产品，成为广东、安徽、河南、天津、北京、湖北、江苏一些厂家的抢手货。1986年实现产值46万元，盈利5万元。蔡小莉成了远近闻名的“山沟里飞起的金凤凰”。
商品经济是一所大学校。西北人在商品经济活动中提高了素质，增长了才干。大批农民企业家、经营能手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以陕西几位先进乡镇企业家为例，他们在兴办和发展各自企业中，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绝招，堪称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长安前进电器厂厂长李军平，注重人才培养，一个村办企业，敢于选派几十名职工，花十几万元，送他们到大学去深造。礼泉县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录，带领乡亲利用本地资源兴办水泥厂，并且把它和运输队、建筑队、石灰窑、砖瓦窑等配套，形成建筑、建材业一条龙生产体系，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走出了乡镇企业提高效益的一条新路子。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村农工商公司经理郭吉英，认准靠近西安是自己的一大优势，办起了一批为大城市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企业，产值成倍增长，现已超过一千万元……他们的素质、风格和形象，不正是当代大西北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的缩影么！
商品经济犹如洪水猛兽，在它面前，你胆怯了就被它吞噬；你学会驾驭它，它就会为你服务。这些年来，西北五省区为发展商品经济绞尽脑汁，确实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但换来的却是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本文前面曾经谈到，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冲击后，曾使西北五省区许多企业家和经营者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但是，他们痛定思痛，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不在产值多少上争高低，要以效益大小论短长，把销售收入做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一旦把效益指标请上“帅”位，以效益促速度，以质量促产量，以销售促收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立即改观。
改革、开放，打破了大西北长期封闭的大门，商品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是，西北五省区商品经济总的形势，仍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和商品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五省区之间，一个省区内部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如何把西北五省区的商品经济引向更高的层次，如何把握商品经济这把金钥匙，振兴大西北的经济，仍然是摆在大西北决策者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参加本文采写的记者有曾坤、张述圣、黄翊明、孟西安、景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