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城市——人才流动中的喜与忧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走出城市
——人才流动中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孟晓云
离开国营大厂和科研单位的办公桌时，这些人曾犹豫过。乡镇企业的新生活给他们以用武之地，也带来空前的舆论压力。传统的人事制度与人才观念，使迈出的步伐这般沉重……
如今，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做工经商，城市人到农村为乡镇企业尽心尽力，已成为大趋势。这两股人流相互交织，给城乡商品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城市人为什么出走，新生活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他们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在青岛市及下属的崂山县、即墨县、胶州市、胶南县进行了考察。
改革给每一个人带来机遇。流向乡镇企业的绝大部分城市人来自技术人才密集的国营大厂和科研单位，他们想在农村广阔天地中试试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动机，借乡镇企业的优厚报酬改善个人并不富裕的生活。
不管怎样，城市人到乡下，对发展农村、发展自己，都是件好事。崂山县李村镇火鸡总厂的厂长于毅祥，原来在青岛市四方机车车辆厂当调度，这个厂有14000人，仅工程师就800多名。37岁的于毅祥不安现状，停薪留职，去农村办起了火鸡厂。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办好了，对改变人民的饮食结构将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别人没有干过，又带有一种冒险性。于毅祥自筹资金，边干边读中国农业函授大学，克服了资金和技术上的困难，事业越干越大，得到社会的承认，饲养火鸡及火鸡的食品加工竟成了青岛市重大科技开发项目之一。眼下，于毅祥正和镇里酝酿着搞一个火鸡集团公司哩！
30岁的罗阿乐，原是青岛市轻工展销部的正式职工。两年前他抛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即墨县艰苦创业，理由只有一个——所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统得过死，限制人的发展。他提了许多关于经营管理和劳动分配的合理化建议，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停薪留职，自己在乡下靠借款起家，边盖厂房边购设备，边带工人学技术，办了一个“海燕”服装厂，生产运动套装。多款式，小批量，物美价廉，仅一年时间该厂产品已在十几个省市“落了户”，完成产值180万元，实现利润6万元。
在胶南县，听说北京来了一个博士，带了一个硕士和两个学士，正和县里谈判办乡镇企业，引起我极大兴趣。我找到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系研究生毕业的黄强聊了一晚。他毕业后原在北京某汽车公司工作，感到国营企业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办事效率低，难于发挥自己的才干。从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博士——某汽车公司的总工程师与他一拍即合，他们和两个大学毕业生一道停薪留职，到胶南县办两个厂——厨房净器机厂、塑料件厂。当地乡镇出土地、资金和厂房，他们出技术，负责管理和市场销售。黄强对我说，离开大城市的办公桌前曾犹豫过，但是来到农村后，我有了用武之地，过去我是客体，现在我是主体，心中无限舒畅。农村虽然节奏较慢，信息不那么灵，购物不便，但是环境总是可以适应的，要紧的是我们的事业能不能成功。
城市人下乡，农民是欢迎的，因为他们给乡镇企业迅速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以胶州市胜利村为例，这个村过去比较穷，农民只会种地，办工业没有基础，去年办起了电缆厂，从青岛市、上海市招聘了30多个技术人员，当年这个厂实现了10万元利润，今年已实现了70万元利润，这个村的年人均收入从90元达到800元。
倒是一些城市人观念的陈旧，使城市人走出城市步履维艰。记者所到之处，凡是那些不甘寂寞而来到乡镇企业帮忙的青岛市退休老工程师和老工人，都是堂而皇之，回答记者问题落落大方；而那些在职的“星期日工程师”们却避而不见，不愿声张，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公派”的，而是通过民间疏通的渠道，他们顾虑厂方知道不同意，也不愿落个“挣大钱”的名声。因此，这些“星期日工程师”几乎处于半地下状态，没有一个县能统计出关于他们的准确数字。
而那些不辞而别走出城市长期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则要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在崂山县我就遇到几个。其实，他们并非“不辞”。青岛市某研究所的工程师韩健，1984年向领导提出调往自己长期的科研实验基地——崂山县中韩镇机械厂工作，未得到批准，于是他申请辞职，仍不同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韩健只好在未履行任何调动或辞职手续的情况下，来到中韩镇机械厂，与这家乡镇企业签署了长期招聘协议。短短的两年，韩健在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期间，帮助企业培训骨干173人，建立健全了情报信息和标准化工作制度。他主持研制的一项面粉加工成套设备，获省优和部优称号，使企业扭亏增盈，农民把他当宝贝，而在城市他却遭冷遇。他原单位的主管局在未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将其除名。人事处振振有词：韩健挣了大钱，还捞了先进，乡镇企业到咱国营企业霸占人……还有更难听的。偏见使他们一时不能理解和适应眼下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新形势。
崂山县化纤厂有从湖北某厂来的两对夫妇，其中秦国华、石少敏、刘连顺均是北京化纤学院1970 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调动中的酸甜苦辣，真可以讲几天几夜。他们原在的工厂是省属的大厂，1万多名职工，科技人员成堆。秦国华看到报上登载崂山县招聘人才的消息，决定调走，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厂方不放。厂方的看法是，凡是要走的人均不是“顺民”，放一个人将会动摇军心，堂堂的国营大厂还养活不了几个人，岂不丢面子？他们的政策是宁可把你养起来也不放行。不放，秦国华也走了。刘连顺也走了。刘连顺为办调动，找了厂领导几十次，又托人说情，拖了几年，均不管用，他走后补了一份辞职报告。刘连顺是共产党员，除了人事档案外，还有一个组织关系“卡”着他，他每月都往回寄党费，原所在支部拒收，并以他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为由算他自动脱党。为此，他十分忧虑。
透过韩健、秦国华、刘连顺等人的遭遇及他们为走出城市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联想很多。人事制度的改革、陈旧的人才观念的改变，该提到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