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对一年来舞蹈艺术发展的感受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
——对一年来舞蹈艺术发展的感受
于平
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落下帷幕已经一年了。
这一年来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以大量的优秀作品证实民间舞蹈有着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都市市民自娱性舞蹈的蓬勃兴起，使舞蹈文化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武季梅等
“定位法舞谱”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初步成功，则预示着舞蹈科学将发生变化……在首届中国艺术节上，由上海舞剧一团演出的《金舞银饰》则提请我们注意舞蹈文化意识的苏醒。不能简单地把《金舞银饰》视为自1979年以来《丝路花雨》、《编钟乐舞》等仿古乐舞的一次总结性“谢幕”；因为在其间，包含着对舞蹈的总体文化形态与当代审美心理的再思考。
正致力于中国舞蹈创新的编导们，在自己的一些作品引起观众注意后，已开始感觉到要对人体动作、对其间的生命律动和情感态势做更深的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一些较有成就的青年编导，与欧美一些现代舞大家的起点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大多是训练与创作同步，其创作风格往往受制于其训练技巧，如“格雷姆技巧”、“坎宁汉技巧”；而我们的青年编导，其创作伊始就急于表达以至不择手段。因此，构建自己独到的“动作”风格系统，已成为我国舞蹈界的艰巨任务。
我也想到了舞蹈界旷日持久、延至今日的“民间舞生命力何在”的讨论；想到了苏联维尔斯基国家舞蹈团在中国观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想到欧美不少现代舞大家都曾在原始民族的部落舞蹈中汲取过养料；更想到，在我国的舞蹈文化传统中，周王朝到民间采风，使黄河中游流域与下游流域的舞风合流；汉王朝到民间采风，使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最终契合，带来舞蹈文化的振兴。有唐一代，华夏乐舞最初深受西域乐舞的影响；而后来在对西域乐舞的同化过程中，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民间乐舞的发扬光大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从宋代民间舞的极大繁荣，直至今天各民族民间舞的经久不衰……我们发现民间舞不断地为我们的舞蹈文化注入生机，不断地在同化外来舞蹈文化中发挥作用。
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中，在外来舞蹈文化的交流中，我们那步入艺术殿堂的舞蹈文化能否在人民大众共同参与的、在其整个文化氛围中生长的民间舞蹈的呼唤中苏醒和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民间舞蹈，我们过去持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这一“发展”通常取两步走：第一步，是把某一民间舞的风格动作与其原来的
“装神弄鬼”、“招蜂惹蝶”的内涵剥离开来，使其成为一种审美的纯然形式；第二步，是把这一纯然形式的动律特征强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间舞动作的“元素化”。可以说，第一步主要是对内容的扬弃，第二步则意味着对形式的改造。
不可否认，这一“发展”后的民间舞，即使是作为学习舞蹈教材的，其审美值价也是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把这种“元素化”的民间舞作为一种恒定的价值参照尺度，我们就可能陷入双重的困境：既可能被民间舞原生文化氛围中的人民大众拒绝认同；又可能在把握一种变异的精神之流中显得“舞”不从心。
我们说民间舞蹈在呼唤，是呼唤我们对其进行再发现。这一“发现”主要有两个意义：其一，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间舞形态之丰富，生命之强盛，世所罕见。正在全国铺开的民间舞集成工作，使我们惊异地“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采风”，不仅舞蹈的生命情调渐近淡漠，而且其纯然形式渐趋老化。因此，“发现”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舞蹈家重返民间，不仅是为已有的“元素化”了的纯然形式注入新的生机，而且要“发现”更有生机的新的民间舞形态。
其二，我们所说的“发现”，还意味着对已有的“元素化”了的纯然形式进行再发现。这些已有的“元素化”了的纯然形式是我们舞蹈家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们与人民大众血肉联系的见证。作为一种与其原有意味相剥离的纯然形式，我们应在对其不断变形、变奏、变构的再创造中，“发现”其新的形式意味及其构织的情感氛围，并把它融入艺术品的整体氛围中。简洁地说，“发现”的两个意义，一是深入民间，二是重塑形象。其实二者都必然要波及到原有的、已成型的“元素化”了的纯然形式。而我们之所以说舞蹈文化将在民间舞蹈的呼唤中苏醒和发展，也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变革的时代仍是促使当代中国舞蹈文化苏醒并全面复兴的主要推动力。只是舞蹈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中，要呼唤舞蹈精神的复归，而这“精神”，既在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现实中，也包蕴在民间舞的勃勃生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