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 我国东部 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 [复制链接]

第4版(经济)
专栏：

普通而又不寻常的一天
三个村庄经济生活一日见闻录
这一组3篇通讯，选取位于祖国经济区东部、西部、中部的三个普通村庄，以速写的方法，忠实地录下了农民一天经济生活的大略和片断。所选这些点，并非都是当地冒尖村；而所录见闻，也绝非出自谁的刻意安排。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是普通的一天！
在这一天里，人们的活动看来似乎平凡、琐细，没有什么动人心弦的事件；而三个村庄由于巨大的地理跨度，又表现出许多差异。然而，就在这些普通村庄的普通一天中，你难道不能感受到改革八九年来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吗！
这是普通的一天，却展示了一个沸腾的世界，展示了农民大显身手发展商品经济的热闹景象。同八九年前“吃大锅饭”的时代比，这又是多么不寻常的一天！那时候，人们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天。
令人欣喜的是，当历史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走到十三大，中国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了大不同于过去的崭新一天！
九月二十八日 我国东部
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
本报记者　刘允洲　陈健
人民公社时开会的会场，今天成了熙熙攘攘的市场。乌沙人的新生活，每天就是从市场这个舞台开始的……
鸡鸣未了，乌沙村中央便“乒乓”作响，那是早市在支摊上货；天大亮时，几百平米内密布上百摊档的市场，早已挤挤攘攘。这边，堆着洗净的绿菜；那边，挂着红白夹花的鲜肉；鸡挤在笼里“咕咕”低叫，活鱼却在捉起时“泼喇喇”地挣扎……新鲜货加上叫卖声，诱得顾客走走停停，小小市场，于是格外拥挤。
市场是经济的舞台，引来四乡八村人。鸭摊小两口是广州人，带着个孩子，货却是从虎门贩来的。卖蛋的两个邻村小伙子，零售兼批发，对面摊的老太太，也卖他们的货。瞧那两个买菜的姑娘，花褂、肥裤、尖顶笠，一色的闽南衣妆，好不惹眼。她们随一个农民建筑队来此地，专为大伙儿煮饭。
买与卖，乌沙人自然居多。后街的戴芳，举着月饼，亮开嗓子：“尝一尝啦，又香又甜！”中秋在即，忙月饼生意的戴芳5点就起床了。不过，蔡树祥夫妇下塘捞鱼时才4点钟。塘边遇见这两口子时，正在起鱼、装车，要往市上运。鲜鱼乱蹦，两口子水淋淋，忙得话都不答。
7点左右，许是早市最闹时。车铃丁丁，行人匆匆，村里1000多做工上班的，都要穿过街市。直到8点多，早市才象戏过高潮的舞台，渐渐冷落。
此时显得扎眼的，是市场旁临街的一座舞台式旧建筑。村委会主任李桂寿说，人民公社时代，这里是大队部，那舞台和台前小广场，常用来开会，搞大批判时曾经热闹了一阵子。如今代之而起的，却是这个365天不歇的市场。
更大的无形的市场深入乌沙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正是改革造成的这个新舞台，使昔日麻木的乌沙农民里，出现一个个“能人”。
刚交五十、靠种香蕉发家的乌沙能人之一——陈钦，把我们拉出早市，带进他的蕉园。嗬，60亩蕉林，好一片青翠！硕大的蕉叶间，一串串蕉果坠枝。他是1982年包地种的苗，第二年挂果，正喜欢着呢，一场台风刮个净光。老陈心痛了一场，憋起劲接着干。1985年砍了4000多担蕉，一下子抱了个“金娃娃”。
“今年收成嘛……”老陈皱起眉头，“蕉不错，价倒象抽风，一担货年初贵到70多元，前一段却贱到15元。听说是铁路运得少，真急煞人！”老陈倒没有烂过蕉——他客户多！在老陈家，恰遇两个蕉贩子，兄弟俩，是粤西山里人，在这里住一个多月了。他们一共4个人，每天在门前广（州）深（圳）公路上截顺路车，讲好车钱就砍蕉装车，往北贩到江西、湖北一带。哥俩说，“陈钦的蕉好叫人喜欢。”陈钦说，“他们一来，我的蕉一担就上40元了！”怪不得好几伙蕉贩子一来就住在陈家，宿费分文不花。种地人不仅要懂农活，还要通市场，看来陈钦是得其道了。他合计着还要自己搞一个香蕉收购站呢。
33岁的青壮汉子李寿和，比陈钦似乎更有胆略。他包的5口鱼塘离蕉园不远。天青水碧，蕉林倒映，水面不时有鱼儿窜起。说起鱼塘，寿和酸甜苦辣都有。1984年他同别人伙包了260亩塘，每人投资5000多元，一年下来却一人亏了一万多元。第二年散伙，他自己包了50亩。按说新塘亏个三五年是平常事，但他去年就扭亏了，今年估估纯收入，怎么也有上万。
到李家串门儿。他打开门，说了声“太破了”，老大不好意思。乌沙到处都在盖新房，幢幢小楼个赛个，寿和怎还不盖一幢？“没钱哪，一个月光鱼饲料要投3000多元。我计划3年后盖。”寿和回答。听村干部说，在市场这个大海里，寿和算得一个好手。今年他从顺德买回80担不大不小的活鱼，育肥后供出口，一下子挣出4000多元。异地育肥这生意经真够精的了。
农业一天天走向商品化，市场正以无形之手指挥农民。村干部说，1978年以前，这个村除了1000多亩靠海滩地种咸水草外，其余6000亩地几乎都是水稻。这几年新增了2000多亩香蕉、2000多亩鱼塘和500多亩咸水草。农业的年产值由67万多元增长到去年的480多万元，增加了8倍以上。
过去有一半劳动力逃港的穷村，今日成了吸引外商和外乡人的舞台。乌沙人说，“只要放得开，干得成的事多了”。
午饭后约一个时辰，村里那条贯通市场的街又热闹起来。我们随着上班人群，来到位于公路旁的乌沙工业区。工业区之称，并非虚夸。白色围墙圈起的一片厂区，集中了10爿工厂。这些厂都是“三来一补”企业、劳动密集型工厂，产品又都通过香港输向世界各地。在手袋厂明亮的大车间，一排排姑娘埋头案前，穿针引线，案旁堆着一只只新颖、精美的手袋。在电子厂的一楼，每个小伙子管着一台鸣响的机器，细看机器，都是比较先进的进口货。
乌沙人办厂晚。晚的好处是可以少走弯路。他们没有把厂建得东一个、西一个，而是在公路旁建起一片工业区。又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集力于办“三来一补”企业。现在这些企业一年的纯利可达100万元。
走进区内最大的厂家——“乐庭实业有限公司”，迎出来的是香港来的李加洪厂长。村干部介绍说，他就是1978年跑到香港去的乌沙人。对此李加洪并不讳言。他感慨地说，以前这里限制太多，除了种粮什么都不让干，连他下海捞鱼虾都挨过罚。“现在好了”，他高兴地说，“政策开放，可以大干一番了”。1984年，他第一个回到乌沙。村干部对他说，“回来吧，我们欢迎你！”不久后，李加洪和乡亲们一道干起乌沙从未有过的事业。在车间里，李加洪抓起一把五颜六色的电话线说，“这批货去日本，商标都打‘中国造’，不打‘香港造’，我想为祖国多出点力”。
这个工业区的附近，立起一批新建厂房，乌沙又要迎来一批新的合作港商。下午，李桂寿陪我们一会儿，就告辞了。顺德县的电工师傅，今天来帮他们安装一台160千瓦的发电机，他不能不在场。现在用电太紧张，村里不得不自己花力气，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私人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在乌沙也得到允许，乌沙第一个这样的厂，是戴银高等三家去年办的，厂址设在与乌沙隔广深公路相对的街口村。戴润松，是继戴银高之后在村里建厂的又一个乌沙人。两户筹资十多万，办的是电业制品来料加工。下午他在厂里忙建厂的事。我们问：“投资这么多，不怕有风险吗？”他答说：“风险不会没有，但我们不怕。”他在村里开了5年的五金电器小店，对市场风险等已经见多不怪了。
在今日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千元、人均银行存款三千元的乌沙大概算得上“小康村”了。但农民发展经济的热情仍然高于消费。
入夜，乌沙是三十多家家庭小店的市面。逛街的年青人居多，年轻人中又以外地人居多。本村只有1300劳力的乌沙，如今有1300多外地工人。乌沙的经济舞台，一头连着港澳、大城市，吸引来海外和城市的资金、技术，一头连着山区，吸引了大批劳动力。白天在咸水草地，我们遇到40多个打草工人，是从阳江来的；在李寿和的鱼塘附近，是从中山市来的廖伟添承包的178亩鱼塘，而给廖伟添帮工的10多个工人，又是从中山、梅县等地来的农民。工厂那些20岁左右的姑娘，则大部分是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山区来的农民。
几家工厂灯火通明，有些姑娘还在加班。多数不肯再加班的人，则成了街上商店、游乐场、照相馆的主顾。几位从肇庆山区来的姑娘接受了记者采访。她们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家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穷山区来到异乡，虽然每天很累，但她们都说“开了眼界，存了钱，学了不少东西”。
夜色渐浓。临街的“佛宫副食店”，灯光灿灿，人影往来晃动。这个小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镇第一个开业的。58岁的店主蔡佛妹，问他生意如何，他先说“几十家店，竞争厉害啦！”又说“竞争好！过去供销社独家经营，群众太不方便。”他这个店，每天晚上开到11点，有时还把货送到顾客家。
乌沙的今天是繁荣的。使我们难以想象过去她的贫穷。陪我们走访的副镇长袁润澄，是在长安镇挂职的广东剧作家。他意味深长地说，“过去，这块流得出油的土地，留不住它的主人，两次逃港就走了700多人。如今，这里才开始了新的一页”。
袁润澄把我们引到开达玩具厂厂长戴月旺家。50岁的老戴，在乌沙做了几十年党支部书记，是建国以来乌沙变迁的见证人。如今，他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一个拥有3000名职工的镇办大厂。起初，当这个只上过一年学的老戴领着一群散散漫漫的农民站在港商面前时，港商皱过眉头：你们能办现代化的工厂？但一个月后港商来到玩具厂时，却被秩序井然的管理惊呆了。老戴说，“从农民到干部都一样，只要放得开，干得成的事多了！”
深夜，我们离开了灯火不衰、笑语依依的乌沙。一路，眼前还晃动着乌沙这个舞台平凡而又激人心弦的场景。
明天，这里还会有多少丰采夺人的新剧！
（附图片）
又一大串香蕉熟了，陈钦（右）在收获。大岗摄
长安镇乌沙乡工业区立享手袋厂工人在加工手袋。
温宇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