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　我国中部 在河北省高阳县邢南乡赵官佐村 [复制链接]

第4版(经济)
专栏：

九月二十五日　我国中部
在河北省高阳县邢南乡赵官佐村
本报记者　何加正　黄彩忠
眼前的村庄叫赵官佐，是华北大地上的一座普通村庄，属河北省高阳县邢南乡。为了录下这个村子一天的生产和生活，我们住到了村西南角的小厂里。清晨，向村庄走去时，朝霞映照着原野，炊烟正在浓密的柳树梢头缭绕。
“农民的时间观念也在变”
正是收获和播种季节，6点不到，下地的人们早已淹没在村庄四周一望无垠的庄稼地里。往日，土地是村里人劳作的唯一场所。可是眼下，尽管一年中最忙的时刻，人们一天的生活却并非全从土地开始。
王贝是合股企业——红旗毛纺厂厂长。他揉着惺松的睡眼起来开门。“你恐怕是全村起得最晚的”，我们和他开玩笑。他说，他虽上白班，但不能准时回来，昨晚搞到12点。王贝40岁挂零，去年刚结婚，屋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据说，是全村“现代化”的“先驱”。他和弟弟在厂里合入一股，赚了钱两户平分。弟弟种两户责任田，打的粮食也一人一份。我们问他村里谁起得最早，他说可能是杀猪的魏长在等几人和榨油的赵春泉家。
魏继中是王贝厂里的工人，这会刚平完地基，果真在吃早饭。他8点钟必须上班。
见到魏长在时，他憨厚地否认起得最早。他笑着说，“我5点才起来杀猪，怎么能算是最早的？”这会，他一推车鲜肉正摆在村子当中。一般午饭前卖完。午饭后下地。榨油专业户和磨面专业户是起得最早的，因为白天没有电，该干的活必须在夜里12时到清晨6时有电期间干完。赵春泉承认这一点，但他又反问，现在有好多人在厂里上夜班，能说谁起得最早呢？
其实，谁早谁晚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时间和发家致富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走到哪一户，我们似乎都能看到一份无形的时间表，比城里人紧多了。
“怎么也得想点法子”
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喜增老人曾和这个村子一起历经沧桑。如今从第一线退下来了。他一边剥玉米，一边对我们说，解放前这里是盐碱低洼地，旱年能打半年粮，涝年颗粒无收。民国早年白洋淀发大水，村里八成人家外出要饭。1949年以后开始修水利、打井，吃的不缺了，但粗粮多，细粮少。这里本来家家织布，1958年大炼钢铁，机器全砸了，从此有吃的无花的，直到“三中全会”，人均收入只100多元。1979年大丰收，细粮占一半以上，日子才好过了。
有人说，中国农民最大毛病就是满足，这话不无道理。但一旦有人起来打破那种平衡，满足就会变成追求。赵官佐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1985年，本村的郭克全辞去县林业局副局长的职务，回村联络十几户农民合股办起了一座经编厂。同时，另一位退休老工人也来这里和十几户办起了一座毛纺厂。开始，人们不安地观望、猜疑，不敢靠前。很快便起而仿效。如今“入股”在这个村已成了一种“时髦”。全村555户人家，大部分都在“股”里。已办起合股企业12家，正式投产的有10家。魏喜增老人说，现在“入股”成了一种风气，谁不入股就觉得脸上不光彩、没人缘。他自己也拿7000元入了一股。
日出一杆，我们来到郭立忠家，4口人正围坐在炕桌上喝大米稀饭，吃白面烙饼。小郭23岁，原在别人合股办的毛巾厂上班，月收入100多元。但现在他已决定和7户农民集资2万元新办一家漂染厂。显然，他并不满足100多元的工资，他有自己更高的追求。
早饭后，我们到各家厂里转转，一切都显出初始阶段的样子。设备简陋，有的厂房还未盖齐。然而，生产却一点也不放松。县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农民有个特点，就是有了钱一般不多用于消费。房子差不多都是70年代盖的。可惜，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企业占地都很大。
办厂当然不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阎新荣是个乐哈哈的中年妇女，她的兴趣就在赶集卖儿童运动衣和布头。一进门，阎新荣就笑哈哈地说：“要说赶集真不赖。不是这几年赶集，咱盖不起这新房。”仍然哈哈地笑着。这周围天天有集，她天天赶。一集下来，多的能挣百多元，少的也能挣三五十。“比上班强多了”，她说。她丈夫是商业职工，和她更没法比。在她的影响下，现在村里已有5户人赶集卖服装。
和阎新荣不同的是，“赤脚医生”郭文考夫妇种田以外，是靠行医兼开小卖部为致富门道。梁广锐、董福生等人呢，发家靠的是运输。梁广锐他们的大卡车出外了。董福生二兄弟傍晚时分兴冲冲地收车归来，这次到洛阳送羊毛，5天赚了400块，现在要回来收庄稼。
一辆中型客车停在村中的一块场地上，这是魏掺他们3户合股买的，专开石家庄。现在大忙，不得不停开几日。不过，小魏正在考虑抽出这一股。他在一家毛纺厂已入了1万元的股，要他去当司机。不过能否抽出来还难说，小魏正在为此事发愁呢。这是小魏第二次退股了。他曾和其他3户合买了一台东风汽车，后来散伙了。“为什么散呢？”“嗨，打伙的事，说吵就吵呗！”看来，赵官佐这种合股事业还带有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分化和组合在所难免。然而，这不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经济生活的活跃和发展吗？
赵官佐也有象杨大玲这样的人家。她男人年前误食农药死了，留下她和孩子。现在光几亩地就够种的，哪还有多余的资金去入股？书记说，村里正在考虑解决她们这几户的问题。但愿不远的将来她们的境遇能有所改变。
不管怎么说，在赵官佐，没有闲人是真的。副书记魏树歧告诉我们，即使是农业上的劳力，闲下来也各找门路，有的贩油，有的弹棉花。用王喜全老汉的话说：“怎么也得想点法子。”
赵官佐为什么干得这么红火呢？有人认为，历史上这里每年只打半年粮，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另寻出路——织布为生。而这，就产生了一定的商品生产意识。这理由肯定算一条。不过，类似赵官佐这样条件的地方不在少数，有些并没有红火起来，再说，同是一个赵官佐，为什么七八年前的一段就不红火呢？村里人说，除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方针，就是有人（而且有干部）带头集股办厂。村里人爱看着干，比着干。干部入了股，其他人就放了心。
“哪年庄稼也不赖”
奇怪的是，赵官佐的庄稼比别处也长得好些。夕阳西下，我们走进魏金其的棉田。小女儿刚从厂里下班，家也没回就和父母一起收摘棉花。魏老汉主要以种地为生。今年除了粮食以外，种了4亩棉花。我们和他算了一下，可收入四五千元。魏老汉心底充满愉快。“不过，种地发不了家，困难也太多。”“为什么地种得这么好呢？”“庄稼人种地为本嘛！”地在赵官佐人的心目中始终还是有地位的。
赵官佐现在最不缺的可能就是粮食。夏季小麦，哪一家亩产也要达到250公斤。总支书记魏寅说，他家至少存1500公斤小麦，两年不打粮不会闹饥荒。奇怪的是，村里人收的麦子除了交足公粮，一斤也不卖，再多也存着。所卖的全是玉米等粗粮。
“办了这么多企业，发家的门路又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影响农业生产呢？”我们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都不以为然：“庄稼人哪能不种好地？”村干部说，“这是习惯。”地种不好就觉得丢人，四邻也会说闲话。看来，传统观念在起着决定作用。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们，离村十来里的大洼地上，一些人家的地就种得可有可无了。更何况人们对种地牢骚又那么多。快吃饭的时候，我们在村里走动，就有一个老者走上前来大叫大嚷。好半天才弄明白，原来他在骂化肥、柴油买不着、乱涨价。再一个是地块零散，每一户都种十来块地，费工费时，人人叫苦。据说村里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
艰巨归艰巨，赵官佐总是要前进的，也肯定会前进的。入夜，当我们和一户户人家告别的时候，人们拉着我们的手，希望我们两年后再去看看。两年后的赵官佐又是什么样子呢？
（附图片）
这是赵官佐村在漂染厂工作的女青年，下班后在自家地里摘棉花。
　张庆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