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里乾坤大——乔典运小说近作印象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壶里乾坤大
——乔典运小说近作印象
孙荪
乔典运近年的小说创作就十分耐人寻味。这位一直生活在伏牛山区，年龄已越过中年最高临界线，惯常被称作农民作家的乔典运，近两三年连续发表了一二十个中短篇小说，以其对浩劫时期及其劫后的农民心态以至民族灵魂的深刻独特的把握，大智若愚的情感态度，寓洋于土的表现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价。
乔典运的小说常常能够释放出一种奇异的艺术能量。我常常不免为之惊异。说起来，乔典运的小说大体仍可称作山乡的故事。无非是修渠、筑路、打井、卖粮、种庄稼、选队长、买卖东西之类家长里短；又无非是农民、队长、支书、乡长、县里局长、书记之类人物。绝无宏伟壮观、狂风巨浪的场面情节，更无叱咤风云、力挽狂澜的人物角色。
说实话，乔典运几年前的作品也是失之于太小、太实的，缺涵蕴，乏宏旨，少超拔之气。偏居山隅，命运多桀，深自愧悔，却无力改变。但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推涌，乔典运这两年忽有大悟，原来自己的一口小井也是一方世界，世间一景，如道家说的“壶里乾坤大”。“从小井里也能看到日月星辰，井里也有春夏间丛林染绿的倒影，也有秋冬时的一片两片落叶，使我也能感受到四季的更替，感受到冷暖的变化。”我以为，这是小井中的大千意识。这一意识的获得，使得乔典运的创作起了一个变化，即写小井亦是写大千。
这既是乔典运创作思想的突破，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乔典运以自己的痛苦的亲身经验而对中国社会和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人生有独到的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对长期的历史积弊和历史转折时期的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有着深沉的忧愤情绪。但他不去直接展开描写大社会，宣泄政治积郁，抒发政治见解。在他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约略看到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但那大都是在描写小井人物社会心态时用夹枪带棒式的牢骚、笑谈、反话、谐趣等闲笔捎带触及的。乔典运紧紧把定自己的描写中心区域仍是最熟悉的小井。
乔典运酷好缩龙成寸的艺术方式，把博大和高远凝聚在普通的常见的小的艺术载体之中，从而收到滴水见太阳、粒沙见世界的效果。在《刘王村》里，那个为饥渴难耐的村民找到了饮马坑的刘老大，人们对他感恩，把他尊为恩公，久而久之，他也由人成了神，成了一尊偶像，成了阻碍人们进步的障碍，人们对他则由爱变成了怨以至于恨，表现了一个愚蠢的善良的悲剧。而《笑城》中一家商店一贯造假骗人成风，而当说真话卖真货时竟无人相信，形成一场信任危机的悲喜剧。在乔典运的许多篇什中，都在具象的乡村、农民“小井”中，浓缩进整个社会、民族及人类命运的缩影，从而投射出某种具有象征和抽象意义的大千世界的影像，给人以因小及大，由个别走向普遍的联想和启悟。乔典运超越了农民式的机智，呈现出若愚式的大智。
阅读乔典运的小说可以发现作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即对造成民族灾难的极左路线和思潮所以能够长期推行的深层根源的追寻。
这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探索过程。乔典运曾经把这根源归于个别品质恶劣的坏人身上。新时期的早期作品，其笔锋主要用来勾画和拆穿极左路线猖獗时一些假共产党员、一些群众中的坏人肆虐的丑行和嘴脸，如什么“火眼左三”，专事造谣的“旋风”，趋炎附势的“活鬼”，迫害干部群众的“乱司令”等。但是，随着探索的深入，特别是对“运动综合后遗症”的考察，他发现除掉几个坏人并不能解决问题，长期的封建残余意识的毒害和极左思潮的习惯势力所造成的人的灵魂的扭曲和变形，是远比个别坏人横行更加可怕的社会病灶。它既是极左路线推行的结果，又成为极左路线得以推行的原因。这是真正的隐患所在，隐忧所在。因此，要彻底地消除极左路线重新猖獗的可能，必须根本祛除这病灶，建设健全的健康的现代国民灵魂。
标志着乔典运创作转变的是短篇小说《村魂》。这是一颗老小孩式的没有发育成熟的灵魂的悲剧。张老七一生的人生哲学是两个字：真诚。“宁可人哄我，我决不哄人”是他作人的信条；“相信别人，相信上级，是他作人的魂”。孤立地看，这是一个品质纯粹无瑕的人；但作为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幼稚的“掉了魂”的人。特别在极左造假瞒骗成风的社会环境中，他作为生产队长，无条件地不讲价钱不打折扣地执行上级的荒唐要求，起码是一种愚蠢。张老七的灵魂更多地引起的是人们的震动和忧虑。真诚是金子，盲目的真诚则是愚昧。这是一种没有能力把握世界也没有能力把握自己，以甘心受人驱使来求得心理平衡的弱者、愚者、幼稚者、扭曲者。愚蠢的忠诚和愚蠢的善良正好成为虚假和欺骗的牺牲品、工具甚至同谋者。在《笑语满场》中的何老五身上，保留着一种“赤胆忠心保奸臣”的愚忠，对作“官”的，哪怕是被赶下台的“官”，仍存着一种直不起腰来的畏惧心理。在中篇小说《从早到晚》中，我们看到了对这种奴性的新表现所作的入骨三分的刻画。原大队支书退居二线让其儿子接任，陈老汉居然认为这种封建世袭式的换班是天经地义。他不仅没有了原来的刚直，连起码的义愤和是非感都没有了。俨然一个恶势力的卫道士！
乔典运还写了一种新的贾桂性格。在《冷惊》中的王老五身上，人们看到了奴性的更触目惊心的表现。这种灵魂换一种境遇则是另一种表现，顽固地要求别人对自己表现出奴性。比如，《借笑》中的四叔，《刘王村》中的刘老大，一个为一家之长，一个为村中精神偶像。他们固执地要求周围的人都以自己的好恶为转移，看自己的眼色行事，把人们对他的恭维来维系自己的生命，甚至甘愿被哄死。这在骨子里仍是那种老小孩式的没有发育成熟的灵魂。
乔典运有一篇小说叫《美人》。这小说可以看作乔典运在新潮奔涌花样翻新的文艺情势下，坚持独立的艺术追求的自白。粗看乔典运的小说，会惊奇于他在当前居然还敢这样执拗地拿这样土气的作品上市。用土得掉渣夹几分粗俗时而有一些结结巴巴的重复的大白话，讲述山乡发生的情节简单人物关系也不复杂的趣闻轶事，难怪他说他端出来的还是红薯糊涂。但令人更加惊异的是，何以在浅近平易之中有那样深厚的底蕴和耐人咀嚼的魅力呢？红薯糊涂变成了开封又一新饭店的名菜——“红薯泥”了吧！
乔典运善于把同时代人普遍感受和体验到的精神现象摄取过来，融化到具体的文学载体中，常常机智地利用历史转折时期的巨大反差，以现代文明的觉醒和高扬为虚化的背景，把愚昧落后的具象的世相心态作为突现的对象，自然形成有强烈对比意义的宏观幽默情境，大胆地把病态或荒诞的成分糅入到喜剧之中，引发出否定批判的意向。就这样，在我们读来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在搬弄洋玩艺，实际上他却寓洋于土，藏巧于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