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工业战线的卓越领导者——怀念孔祥桢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轻工业战线的卓越领导者
——怀念孔祥桢同志
夏之栩　王毅之　杜子端　王文哲　曾群　贺志华
孔祥桢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他于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60多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下，他出生入死，不畏艰险，坚持顽强的斗争，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为我国建立工业化基础，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显著成绩，是工交战线卓越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们怀念孔祥桢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高贵品质，沿着党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1960年3月到1966年，孔祥桢同志出任轻工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他受命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担当起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的重任。从1959年到1961年，轻工业出现了原材料供应困难，工厂开工不足，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济效益差，市场供应紧张等状况。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孔祥桢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定要缩短重工业和基建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要延长轻工业战线就要把轻工业搞活，首先要把流通搞活的意见。他多次指出，要“打破封锁和画地为牢”的局面，做到象我国商业上那句老话说的那样，“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四海不通，三江不达，千里姻缘一线牵”，批评了用“行政区划”的办法来代替“经济区域”。孔祥桢同志还提出“要调动工厂的积极性，一定要给工厂一个合理留成，以利于它用以搞协作”，并提出“轻工业部门和企业，可以自设销售机构，销售自己的产品”。他认为，“这是商业选购的重要补充，也是促使轻工业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措施”。为了解决轻工业生产原料不足的困难，孔祥桢同志提出，一定要实行工农产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用成品换原料或在收购农副产品时，奖售一定数量的轻工业品等办法。他认为，用这些积极的办法，可以鼓励农民出售和增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争取收购更多的轻工业原料。在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上，孔祥桢同志坚决反对搞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他批评当时的情况是“黄牛十八，水牛也十八”，计时工资变成了“排排坐，吃果果”。他认为，计件工资才是多劳多得。他经常指出，轻工业企业的工资分配，一定要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质量联系起来。他反对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指出有人把轻工产品商标上的蝴蝶说成是“梁山伯、祝英台进坟墓，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把双妹牌商标说成是“资产阶级情调”，是完全错误的。孔祥桢同志这些搞活经济的思想，是符合当时轻工业实际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孔祥桢同志认真地为轻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制订战略方针。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抓、两推、继续两赶”轻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所谓“一抓”，就是以质量第一、品种对路为中心，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所谓“两推”，一是推向农村市场，一是推向国际市场。他把向这两个市场提供轻工产品，作为轻工业品发展的方向。所谓“继续两赶”，一是赶国内先进水平，一是赶国外先进水平。这给推向两个市场提供了保证。对于这个方针，孔祥桢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人大常委的赞许。孔祥桢同志提出的轻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各地轻工业厅局和广大轻工业职工的热烈拥护。这个方针使轻工业由数量型逐步转向挖掘轻工业内部潜力的效益型，更合理地调整生产结构。事实证明，这个方针使轻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1966年轻工业生产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尽管已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但仍比1965年增长17.5％，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生产了一大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轻工产品，出口创汇达到了新水平，使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逐渐趋向协调；为国家提供的税利大幅度增长。
孔祥桢同志极力主张加快轻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他不赞成说轻工业部门应当只管生产消费品，不要管轻工业机械的制造。当时在邓小平、薄一波同志的支持下，机械制造部门给轻机制造以很多的帮助，发展了一批轻工机械厂。同时，国家批准轻工机械制造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机械设备，使轻工机械制造业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这给轻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1963年，孔祥桢同志积极试办全国第一个“托拉斯”——中国烟草总公司，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仅一年多时间，经过整顿，卷烟厂减少了，职工人数也减少了，但产量、质量都上升了。1965年2月，中央又批转了轻工业部办中国盐业公司（托拉斯）的经验，同样取得了成绩，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刘少奇同志肯定了当时办“托拉斯”的做法是对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地把办“托拉斯”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办“托拉斯”的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在轻工业的发展中，孔祥桢同志把支持新兴行业的发展作为重点来抓。50年代末期刚刚投入生产的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等行业，在60年代上半期都有迅速发展。在发展新兴行业、新产品当中，孔祥桢同志把它看作是轻工业发展的希望。当我国自己组织负责干部和专家发展生产钞票纸的时候，他不仅提出任务，而且帮助解决困难。他在造纸厂干部大会上明确宣布，只要是我们自力更生地完成钞票纸的试制任务，“哪怕你需要星星、月亮，我都摘给你”。他的话虽然很风趣，但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决心。由于轻工业部在技术力量、设备、原料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造纸机生产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钞票纸。结束了我国钞票纸生产供应依靠进口的历史。
孔祥桢同志到轻工业部以后坚持抓大事，放手让各位副部长各负其责地去主持开展各项工作。对于轻工业发展的方向、方针和重大问题，他都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任何一项重大决策，他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听取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时副部长或党组成员在外出差，为了决定重大问题，他一定要打电话到外地去征求意见。孔祥桢同志不仅放手让干部层层负责去工作，而且支持干部努力工作，他常讲，“你们大胆工作，不要怕出问题，出了错误，总结经验，责任我来承担。”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他坚持实行了“总工程师责任制”，使工程技术人员有职有权有责。因此，直到现在，许多在孔祥桢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负责干部。仍然深深地怀念自己的老上级。孔祥桢同志不仅在党内团结了大批的干部，而且模范地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孔祥桢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感，注意培养选拔干部。他经常带领干部下去蹲点、抓典型，调查研究，使干部在实践中成长。孔祥桢同志坚决反对那种任人唯亲，对干部亲一批，疏一批的不良作风。即使有的干部犯了严重错误，他仍然满腔热情地对待，使他们振作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奋斗。孔祥桢同志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利地位。他一再向干部讲，轻工业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必须廉洁奉公，如果我们管什么就白吃什么、白拿什么、白用什么，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祥桢同志受害10年，致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下肢瘫痪。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不畏强暴，不受威胁利诱，坚持真理，头可杀，谎话不能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他为“六十一人”的冤案平反做了不懈的努力。“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写材料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提出申诉；“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又向中央常委写了报告，要求予以平反。他说，“六十一人的案件，我是亲身经历者，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祥桢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充满信心，对国家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衷地高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孔祥桢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虽然身残多病，但仍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积极工作，为端正党风、维护党纪、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贡献。中央决定一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他积极响应，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带了好头，做出了榜样。
孔祥桢同志一生栉风沐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革命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轻工业的建树，永远为我们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