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农民　亿万机会——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亿万农民　亿万机会
——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一
本报记者　陈健
中国农民面前从来不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创造、发展机会，这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越来越不象过去那种农民了……
几乎到处有新修的乡村公路和瓦房，几乎到处有新兴的乡镇企业，几乎到处有熙熙攘攘的市集，从城市到乡村几乎到处都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异乡农民，他们或者在那里住下来，或者匆匆过往……改革八九年农村的历史性变化，是人所共睹的。
有人列出了农村经济惊人的增长指标，有人强调产业结构变革的意义，有人看重家庭经营的巨大威力与潜力，有人则欣喜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勃兴。然而，在农村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中，农民自身的变化无疑是更深刻的变化。
实际上，今天你碰到的众多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跑买卖、搞建筑、开饭店、当工人……三百六十行，几乎行行有农民。连那些经营产值上千万的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在“企业家”的头衔上冠以“农民”二字。
统计表明，当今中国，每5个农村劳动力就有一个不再种地——标准的说法是“由农业转向二、三产业”；而对种地农户的抽样调查则表明，有1／2—2／3的农户在种地的同时兼营着其它行业——标准的说法是“兼业农户”。有史以来，“农民”这个词儿，还从未象今天这样具有多样和新鲜的内涵。这种变化，实际上来自于亿万农民握有的亿万机会。而机会，意味着允许农民创造。
让我们来看看不久前刚获得“当代优秀农民企业家”殊荣的几位农民普通而不平凡的经历：
37岁的丁仰震，安徽省濉溪县农民。正因为有了机会，5年前，他卖掉自家的两只羊，得到72元作本钱，带领20多位农民干起了建筑业，仅去年一年，净利润便达115万元；
38岁的卢志民，吉林省四平市农民。1978年以前，他所在的红嘴屯还是个有名的“穷棒子屯”、“光棍屯”。当时卢志民曾组织农民搞副业，结果被撤销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正因为有了机会，这几年他才得以一展才华，一连办起了机砖厂、轨钢厂、啤酒厂，仅去年一年就上交利税440万元；
叶文贵，浙江省苍南县的农民。改革促成了温州经济开发的大潮。正因为有了机会，他从1983年起步，接二连三地办起了私人经营的压延薄膜厂、苍南微机仪器厂、金乡包装材料厂……
正因为有了机会，不到9年里，中国社会传统色彩最浓、生产和生活方式最落后的庞大的农民层，开始一批批地产生至今连城里都难以大量出现的企业家。一个过去每天工分值只有几角甚至几分钱的社员，今天则可能成为创造数倍、数十倍、数百倍于过去收入的企业家、专业户或各种各样有作为的劳动者。
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会，这就是改革的魅力。
农民一度缺乏机会，也就缺乏创造性；农村改革是把“允许农民干”的范围步步扩大的9年，也是农民机会空前增多的9年……
过去以逃荒要饭出名的河北清河县，这几年成了全国农村最大的精梳山羊绒、摩托车拉线和汽车配件的生产中心之一。从1980年到去年，全县工农业产值增长了4倍，农民收入增长了5倍。一个过去以逃荒要饭出名的穷乡僻壤而今成了河北省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之一。为什么过去穷得翻不过身来？清河县出名的农民企业家薛俊生对记者说：“其实我们早就想干事业。1975年我们悄悄办了点工业，上边一发现，就把我们弄进学习班，说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呢，放手让我们干，结果就干出了点名堂”。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让农民干。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过去几十年却变得那么曲曲折折。
新中国创立之初，我国农民在种地、招工、进城、经商和谋生方面的自主权和机会是较多的。大批大批的农民积极参与各方面的经济建设，这是当时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由于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决策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活动和变换身份的机会减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社员，不仅不许务工经商，不许多养鸡、猪，不仅缺乏种地的自主权，连进城赶趟集、离家串个门，都要去求队干部。没有粮票，没有布票，没有糖票酒票，没有更多的货币……缺这缺那，农民最缺的还是——机会。没有机会，怎能象今天这样去走南闯北、干什么事业，以至成什么才呢？
社会主义，应当是群众的事业，应当是富于创造的生机勃发的时代。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却把农民的积极性搞没了，这实在是值得再三深思的。
走在中国经济改革前列的农村改革，正在于瞄准这个症结，以一包二放的有力措施，象连发的炮弹一样，轰出了“让农民干”这个新的局面。　　　　　　
1979年9月，党中央对“多种经营、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位置作了肯定，并强调“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明确允许农民进入种地以外的其它经济领域。1981年更明确地指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
对于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大包干”（开初颇多争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其萌发到遍地开花，党中央是支持的，是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创造的，1982年又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并不断使“允许”农民干的范围得以拓展：“允许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多渠道经营”，“允许集体和个体商业向批发站进货”（1983年）；“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年）……从1985年开始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在改革统派购制度、构造商品经济的新环境方面，又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这步改革刚开始，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有人统计过，仅1983—1985年的三个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就有近20个“允许”，40多处“可以”。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允许”，一步接一步地“放开”，使农民获得了越来越多本来应该有的权利，加上农民自身不断的创造和奋斗，机会，就这样走进了生活。
人人面临机会，只要你有本事捕捉机会，就能干出事业和成绩来，这正是经济生活民主化的体现……
广东省东莞市温塘村，是一个“学大寨”时的先进大队，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坤不久前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过去学大寨、抓粮食，上面布置任务下来只有我们几个生产队长着急，农民是消极的。今天家庭经营，每个农户都在为自己的生产着急，每个农户都有了‘生产队长’。”就是由于从几个生产队长变为了“户户都有生产队长”，这个村的人均收入和总收入，8年分别增长了6倍和11倍以上。
就全国来说，过去500多万个生产队，了不起上千万个生产队长，现在近两亿个农户，少说也有上亿操心于生产与经营的“生产队长”。这个“生产队长”不是说说而已，他们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真正是“自己说了算”的。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亿万农民开辟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新纪元。
对于农民来说，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民主么？——只要你肯干、敢干，只要你遵法守法，你就能为自己捉住许多机会，你可以务工，可以经商，可以远行，可以进城，可以开店，可以办厂，甚至可以办私人企业……总之，你可以放开手脚去干，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去争取“人的自由发展”。
机会就象“大学准考证”一样。只有当你真有本事时，它才真有效用。它体现了经济民主化的原则。人人面前都有机会，抓得住抓不住，往往就看你的本事。谁抓得早，谁抓得快，谁抓得牢，谁就能得利。机会就这样鞭策人，激励人。
经济民主化的生命力，还在于它蕴藏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巨大发展潜力。改革八年多来，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投资的比重并没有增加，但由于让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参与和创业的机会，却取得了令人想象不到的收获：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6.6％，既大大快于前26年平均每年增长2.6％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农业2.8％的发展速度；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非农产业增长了近四倍；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增长了一倍；以产值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一倍多；农村社会总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整整10个百分点……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共和国的富强，农村的繁荣，通过经济民主这个实实在在的纽带，与农民的奋斗和创造牢固地联结在了一起。
一些人滥用权利，一些人抓不住机会；帮助人们去抓机会，利用机会，同时制止滥用权利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民主决不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恰恰相反，完善的经济民主生活必须有完整的制度规范作后盾。但也有人欺人作伪，滥用权利，如假酒案、假药案、假烟案的屡屡发生。在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后，“怎么干”和“如何干”的问题就突出了起来。只有适应商品经济新环境，在税收、市场、金融、财产、价格等方面建立新法规、新制度，才能逐步形成平等竞争的新秩序。这是农村深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有不少农民苦于没有机会或机会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悉，我国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那儿的“贫困”，决不仅仅表现在温饱等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还是缺乏“机会”。今日农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民主化氛围。但是，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广大尚未富裕的农村，你依然会碰见一大群闲着无事干的农民在“晒太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机会的。
今天，我国农村不仅有1／4的人口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况，还有4／5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劳力经营的耕地不过5亩多。这种经营负荷，不过为日本和印度的1／3、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为匈牙利的1／25、为美国的1／200。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农村仍有1亿左右的劳动力处于“剩余”状况。这需要靠农民自身的创造去解决——首先，是创造机会。
当一部分农民没有机会的时候，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创造机会，帮他们寻找机会；也需要善于捕捉机会的农民，带领更多的人找机会。100位当选的“当代优秀农民企业家”汇聚北京时，有人感叹：倘若每1万个农民中涌现出一个这样的农民企业家，以每个企业家带动500人就业、年创1000万元产值计，则仅此一项就可带2000万人就业、创4000亿元产值！
令人欣喜的是，机会产生、再生的环境已经形成。
一个日趋民主、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新潮方兴未艾。可以说，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