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方兴，忍言归去”！——回忆彭泽民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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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方兴，忍言归去”！
——回忆彭泽民同志
季方
彭泽民同志生于1877年11月7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初三），今年是他诞生110周年。泽民同志一生胸怀祖国，不慕荣利，一身正气，满腔热情。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1年了，但音容宛在，我们非常怀念他。彭泽民同志自1906年在马来亚加入同盟会起，就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1925年9月，泽民同志当选为华侨代表，回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以国民党左派的坚定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态度参加社会活动，广泛地接触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思想相通，情谊日挚，而与国民党右派则“感情日疏，语多冲突”。此时，我得以同他结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甘苦共尝，风雨同舟，结成了患难之交。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议压倒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维护了孙中山先生的政策，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海外部长，从此他结束了侨居生活，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一起，为贯彻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在整顿和指导海外党务、维护华侨权益，以及推动华侨支援国内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泽民同志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北迁人员，离广州前往武汉，途经南昌时，蒋介石亲自出面欢迎，把他和何香凝接到行辕，殷勤款待。对这种“特殊”待遇，泽民同志保持着警惕。当他从何香凝那里得悉蒋介石无理主张迁都南昌之后，立即密访邓演达，邓将蒋介石阴谋攫取党政军大权的详情一一相告。泽民同志恍然大悟，由衷感激邓演达的帮助。数日后，泽民同志得知蒋介石要到武汉，即决定乘机离开南昌，要求与蒋同行。蒋介石不让他自由行动，要他和何香凝与他同坐一车，抵达武昌后，即把他们送到行辕。翌日，泽民同志乘出席武汉民众欢迎大会之机，迅速秘密转移，脱离了虎口，在汉口一家小旅店住下。3月，泽民同志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一起，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的企图，取得了反击国民党新右派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东南各省一片白色恐怖，武汉形势亦非常险恶，泽民同志毫不动摇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于4月22日同宋庆龄、毛泽东、邓演达、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联名通电讨蒋。5月间，邓演达鉴于形势日益恶化，国共分裂迫于眉睫，分别与宋庆龄、谭平山、彭泽民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邓并具体提出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纲领，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泽民同志赞成邓演达的主张，并为之积极行动。邓演达秘密出走后，他即向汪精卫力陈利害，劝汪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改变立场，放弃分共。汪竟暴跳如雷，大骂泽民同志“叛党投共”。泽民同志毫不犹豫地对汪精卫说：“我与你20多年同志，向来言无不合，先生今日之见，我绝不赞成，倘若先生坚持如此，我认为切切不可。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当然不及先生，但我自知力薄识浅，不能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告辞，再返南洋，不复留此。”他自此与汪精卫彻底决裂。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会议，宣布分共。泽民同志当即严词抗议，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总理新亡，你们便变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会议结束后，泽民同志深知此后共产党人的处境，他未径直回家，连夜找到吴玉章和林伯渠，把会议情况告诉了他们。泽民同志不愧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那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日剧的岁月里，他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大革命失败后，泽民同志于7月底到达南昌，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等22人联名发表《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并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声明继续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泽民同志的正义行动，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惧恨，以“附逆有据”开除了他和邓演达的国民党党籍。南昌起义失败后，泽民同志流亡到香港，历时20余年，改名何国勉和梅五叔，悬壶行医，自食其力，但仍心存革命，常周济难友，义医贫民，力所能及，无不尽瘁。
1930年5月初，邓演达由欧洲回国，经香港与泽民同志会晤，畅谈通宵。他对邓演达说：“孙先生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亦无可洒之地，常为之怅然若失。”他决心同邓演达一道创建新的革命组织，为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由邓演达主持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泽民同志在香港未能出席，会议选举他为中央干部会干事，负责中央侨务部门的工作并主持南方党务。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泽民同志闻讯后，化名何国勉由郑光先生资助奔赴上海，找黄琪翔同志和我共议请宋庆龄出面营救。蒋介石曾悬重赏缉捕邓演达，足见除邓之心早决，营救原属无望。泽民同志作为一个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政治流亡者，此时此刻却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为救邓而奔走，此番义举，感人至深。11月底，泽民同志得悉邓演达被害，悲痛不已，提笔愤赋《哭邓择生先生》诗一首：“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抒发了他的爱和恨，洋溢着他对独裁者的蔑视和对革命的乐观主义气概。
抗日战争爆发，泽民同志满怀救国热情，于1937年底从香港到达武汉，积极联络冯玉祥、李烈钧、李公朴、王造时等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卒遭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排斥。他愤然返回香港，致力于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时刻关注着抗日的全局。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对此义愤填膺，于1月20日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联名发表了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内战，严正要求“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2月日寇在香港登陆，泽民同志一家颠沛流离，本人亦两度被捕，在狱中备受折磨。但他凛然不屈，显示了一个爱国者的刚烈和中华民族的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泽民同志致力于爱国民主运动，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坚持不懈，是南方著名的民主战士之一。1948年，他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农工党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12月15日，泽民同志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香港乘船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会议。在去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途中，他回顾往昔，展望未来，心情十分激动，因赋七律一首：“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难脱，布衣今日也称尊。”他庆幸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憧憬新中国灿烂光明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泽民同志年逾古稀，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决心带领农工民主党的同志，“立下宏愿，永远跟着共产党。”当时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还兼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沐着夕阳，精神焕发，自重自强，克勤克俭，为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和平而不辞辛劳。他常勉励后辈“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泽民同志的高尚品德和蜡烛精神，实堪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1956年10月15日，泽民同志由于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住进北京医院。他作为一位名医，自知病情严重，叫夫人翁会巧将他扶起，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首先强调毛主席对他“怀爱之深，感为自疚。”“窃念庸朽无能，叩承挚谊，残嬴日甚，伏枥悲鸣，辜负提挈，报称无期。”接着写道：“然而心有所系尚欲为主席言者，吾党自邓演达同志遇害，同志者多遭蒋介石迫害，辗转流离……”写到这里，已不能终笔，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毛主席，邓演达创建的农工民主党，来之不易，愿在他去世之后，不要迷失方向，请毛主席多加关照和指导。信未写完，没有发出，而今留下的半页遗稿，墨迹工整，催人警惕，是教育我们全党同志的一件最生动最珍贵的文物。临终前，泽民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坚定不移，对他毕生热爱的祖国未来充满信心，在病床上，他颤抖着写下遗诗一首：“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1956年10月18日上午9时50分，他心脏停止了跳动，安详地去了！
历史在滚滚前进，祖国在振翅腾飞，一代风流已成往事，留下风范永在人间。我们缅怀泽民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追求进步的进取精神，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克尽自己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