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农业的新篇章——河西走廊纪行之一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古老农业的新篇章
——河西走廊纪行之一
本报记者　刘桂莲　张述圣
提起河西走廊，范长江笔下的“酒泉走向地狱”、“武威现状不乐观”和“张掖崩溃的趋势”，至今使人难忘。
20世纪80年代，河西走廊是个什么样子呢？
夏日，我们沿着河西走廊穿行：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从历史、自然到现实，河西走廊是耐人寻味的。在这块东西长1000多公里，由高山、草原、戈壁、绿洲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土地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甘肃是个缺粮省。在这里，谈起经济起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粮食；谈起粮食，人们又会想到河西。河西包括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是甘肃粮食主要产区。“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是甘肃省多年的向往，也是努力的目标。说起改革给河西走廊带来的变化，这里的干部谈得最多的是这一点。
1986年，河西走廊提供商品粮7亿公斤，比1978年的3.45亿公斤翻了一番，占全省的70％。
过去，河西人说，河西走廊有水就有绿洲，有绿洲就有农业。如今，河西人又加上一句：有农业就有商品粮。
河西走廊的灌溉农业有悠久的历史。自汉武帝在这里戍边设郡，河西人就在祁连山下的绿洲上开发了农业。“金张掖”、“银武威”的称谓，实际是人们对河西农业的评价。解放以来，河西人兴修水利，与风沙搏斗，保护绿洲，发展粮食生产，以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粮食之不足。可是，多年来，这里的粮食产量低而不稳，除自给外，很少有能力调出。每年，国家要支援甘肃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公斤粮食。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走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酒泉市总寨镇沙格楞村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沙格楞村是个有270户人家的大村庄，人均耕地5亩多。可是，60年代，这一带的农民却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为维持生计，有的人不得不到外边讨饭。70年代，人们生产的粮食勉强够自己吃。80年代，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发挥这里土地多的优势，抓粮食生产。从1982年起，连续5年人均交粮过吨，去年，户均生产粮食9.5吨，交售商品粮5.8吨，商品率达到62％，成了粮食生产专业村。象这样的典型已为数不少。
改革引起了耕作、种植习惯和技术措施的深刻变革。河西大多数农民虽还没有摆脱小农耕作方式，但已从过去那种单一品种、单茬种植、对土地舍不得投入的传统方式，转变到“间、套、复、带”的立体种植、地膜覆盖、深翻土地、精施肥料等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种植水平上来，粮食一茬平均单产已从100公斤左右增加到345公斤，亩产500公斤小麦也开始大面积出现。
如果说上述变革属集约经营，随之而来的，还有规模经济的发展。河西现有耕地1621万亩，人均3.3亩，而可垦荒地有2000万亩，超过已耕土地。根据河西水资源情况和经济现状，近期可开发的宜农荒地有300万亩。土地资源丰富，为开发农业提供了条件。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在河西地区，一种政策支持、群众自愿的新的开发型承包方式——家庭小农场应运而生。这种由个人投资、国家扶助、以家庭劳力为主、雇用短工、使用机械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把河西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的经济效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种小农场，劳动生产率高，农产品商品率高，经营收入高，在发展商品粮生产中，很快显示出优越性。
在武威，我们访问了清源镇农民赵润。他原是农场的一名拖拉机手，全家9口人，5个劳力。1983年开始承包新垦荒地128亩，当年提供商品粮26吨，总收入11960元。除还贷款、支付帮工费、承包费和生产费用，全家纯收入5040元。1986年，他承包土地440亩，种小麦、玉米、葵花籽、油菜籽，加上养猪、护林，共收入61160元，粮食24万斤。这一年他家纯收入22875元，交售商品粮110吨，成为河西走廊上有名的种粮大户。据酒泉地区安西县统计，种田在50亩以上的家庭小农场已有425个，县里制订的优惠政策，对渴望通过种粮致富的农户，起了“高效催化剂”作用，不少农户在这些示范户的带动下，积累资金、集中土地、购买农机，向荒滩荒地进军。
今日的种田大户，同昔日的“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的小农经营方式相比，反差可谓大矣。这里面也正包含着河西农业的巨大潜力。今年，酒泉地区计划新垦、复垦荒地2万亩，办100个家庭小农场，并把城市招标方式引入农村，打破地域界限，对农场主实行公开招聘，挑选热爱农业、能吃苦、会经营、有开拓精神的人承包。
酒泉地委副书记金学有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正是从这里看到了酒泉农业的后劲。酒泉地区的领导部门，今后的服务工作是，重点抓好集约经营，发展规模经营，搞好综合经营，完善双层经营，给各种承包经营添翼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