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农工的奋起——访武汉市东西湖农场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八万农工的奋起
——访武汉市东西湖农场
本报记者　王楚
武汉市东西湖垦区的变化真叫人振奋。
在这个500平方公里的荒湖疫滩上，8万农工整整奋斗了30年。但是，它的迅速崛起，还是近5年的事。1981年，垦区农工劳均纯收入只有603元，与建场初期相比，23年增加1倍；去年达到2603元，5年增加4倍多；而902个家庭农场劳均纯收入达到4152元，增长幅度更大。
记者一进入垦区，100公里长的围堤，就象一个硕大的问号，慢慢移到眼前：还是这些农工，还是这块疫滩，致富的节奏，为何近5年频频加快？
“‘包’字进场，使农工开发荒滩的能力增强了。”垦区党委书记洪跃忠说话开门见山：“要富民，必须在滩上动脑筋。”
1982年，垦区开始实行联产承包，但由于农工家底薄，依然是从农场借种子、化肥、农药；垦区12个国营农场，每个农场被借出的资金一年可达14万元以上。当年秋后算帐，生产能手粮丰钱盈余，劳力弱、不善经营的农户收入却减少。第二年开春，有的农工“走后门”，竟要求把承包的土地退掉。
土地负担太重。原来，农工们除了交农业税，还要交名目繁多的管理费，甚至连民兵训练费也要分摊在土地上。“减轻农工们的不合理负担，势在必行。”垦区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制订出新的办法：每亩土地的负担由43元减到13元，33万亩土地又吃香起来。
两年一过，农工们解决了温饱，脸上闪现着笑容，但垦区田野上出现了明显的反差：私人平房、小楼一座座、一排排出现，而农科部门对田地测试报告，份份都在告急：农工实行掠夺性生产的结果，使地力急剧减退。
“60年代，农工们宁可三年不吃荤，也要盖几间新瓦房；改革给农工们带来的实惠，直到现在才体会到，不能横加指责。”在垦区工作了30年的党委书记洪跃忠和他的助手们，因势利导，在科技部门配合下，拿出了科学管理土地的方案。
为了保护地力，防止掠夺性经营，垦区对33万亩田地实行科学分定等级；同时，让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大办家庭农场；对承包土地的农工，每年对地力进行测定，严格实行奖惩制度。
在东山农场，记者看了刘义芳家庭农场。前年，刘义芳率先办起家庭农场，承包302亩湖田，当年，他的粮食亩产由140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去年，他经营的家庭农场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达5万公斤。东山农场农工种田不再向农场借资金了，还舍得向农业投资。近三年，东山农场农工向农业投资高达210万元。
8万农工靠辛勤的双手，靠党的富民政策，终于把500平方公里的荒湖疫滩变成了粮仓，变成了武汉市副食品基地。去年与1978年相比，鲜奶增加2.3倍，鲜鱼增长4倍，禽蛋增长3.5倍，蔬菜、水果、生猪、粮食均增长2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