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创造发行新纪录的通俗读物——介绍“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的编辑发行经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本创造发行新纪录的通俗读物
——介绍“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的编辑发行经验
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一书，在三个月（本年五月至八月）之内，总印数达到了九百万册的新纪录；单是华东区在此期间内就发行了约五百七十万册（编者按：据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报”第三十期载，截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止，本书总印数已达一千零四十二万五千册）。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的经验，值得各地重视和学习。
这本通俗的小册子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首先是由于它的出版密切地结合了国家的中心任务。当五月下旬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华东各地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本书就正好适应了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其次，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工作都是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帮助下，经过周密的布置，紧密依靠群众，广泛地组织了社会发行力量，充分动员了工作干部来完成的，在工作过程中并创造了一系列的好的方法。
编辑工作的严肃认真，是这本书的特色。五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要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写一本关于解释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通俗读物。具体的要求是：在每一条条文后面要有尽可能通俗的说明，并且要有图解。华东人民出版社在五月十二日把这本书编好送审。为了审查和修改原稿，华东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邀集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人民法院、文化部和华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作了逐条逐句的讨论。初稿中一半以上的篇幅，根据会议中提出的意见，重新改写过。改写以后，再送给宣传部负责同志审查，又重新改过一道，然后付排。在付印之前，又由宣传部负责同志看了清样。地方党委机关这种严肃负责的精神保证了这本书的政治内容的正确，提高了地方出版社的工作。苏联真理报今年八月十八日的一篇社论曾经这样指出：“苏联各出版局的出版工作者执行着巨大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们有权取得党组织方面的经常帮助和具体领导。地方党组织应该时刻领导各个出版局的活动，指导它们的工作……。”华东局宣传部帮助本书的编辑工作，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各地党委机关和出版社都应该学习。
本书的编绘者包括了华东人民出版社、解放日报社、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三个机构。集合几个机构的力量来集体编写重点读物，这一经验也很重要。各地出版社在每一时期的工作中，都可以定出几种重点读物，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编写。这样就可以保证重点读物应有的质量。
这本书不但在政治上做到了完全正确，也在内容形式上达到了通俗的要求。书中在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每一条条文后面，先作总的扼要的说明，指出本条的中心意思；然后是浅明的“字义解释”，较生僻的字还有注音；再后是按照条文内容绘制的图画。这样的编法，是可以减少识字不多的人的阅读困难，帮助他们了解条例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精神的。这确是编写通俗读物的成功经验。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反应：这本书不但意思好，图画也好。有一些农民原来不认识、不懂得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某些字和辞（如“怙恶不悛”），看了这本书之后，也得到解答了。
一本好书出版了，当然不等于一切工作都完成了。若不做好发行工作，还是不能尽到它应有的作用的。在这方面，“主动发行，重点发行”是重要的经验。这是出版工作最后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也是依靠了各级党委的推动和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合协助的。华东局宣传部曾特地发出电报，通知各级党委协助推广。新华书店华东各地分支店除了联合同业、邮局、代销处外，在城市就通过工会、公安局、青年团、民主妇联、工商联合会及其他机关、学校、团体、图书室、读报组，在农村就通过地方党委动员区乡村各级干部和各种农村组织，组成了一支宣传推销大军。新华书店各分支店的工作干部也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推销。上海分店服务科蒋炽倩在星期日深入里弄宣传推销，一个上午销出一千余册，并动员她母亲在里弄中推销了约一百册。宜兴的张渚区大部分是山路，支店同志们挑着书爬山，夜里宿在草棚里，有的地方水淹到膝盖，都没有影响工作，热情很高。
此外，在本书的发行工作中，注意了宣传工作。许多推销员向群众正确地说明了阅读本书的政治意义，收到了大量销行的效果。而定价低廉也帮助了本书的销行。（华东人民出版社经过仔细计算，把价格定得很低，每册仅八百元。）群众反应：“我只要少抽一包烟就能买一本。”有的妇女说：“只要我的鸡多生两个蛋就行了。”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这本书的发行数量才达到了如此高的纪录。有些城市，平均五人有一本；苏南区平均每十一个人有一本；皖北肥西县城南区的两个乡，有的两家买一本，有的一家买一本，平均起来不到三家也有一本。
这本书所起的政治作用，可以从下面一些反应中看出来。一个农村妇女说：“过去我看到解放军
（指人民政府）杀特务，我就说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杀人不好。这次看完这本书，觉得是要杀，因为特务太坏了。”皖南南陵县第九区塘村的学习模范陈快英说：“看了这个小本子，懂了政策又学了文化；人民政府真会替人民办事。”干部也说这本书对他们有帮助，如皖北肥西县城南区巢河村农会主席吴志平说：“过去自己对国家法律不了解，看到这本书才懂了，自己才敢向群众宣传。”
这本书的发行工作，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同党和政府的政治任务，群众团体的政治活动相联系的，这就不但使这本书的政治教育力量普及到广大群众中，而且也使发行机构扩展了经常的发行关系，开辟了许多新的发行路线，从而也引起群众对通俗读物出版事业的关心和要求。苏北一个妇女买了这本书后，隔了一天就到书店去，吵着要求编一本婚姻法图解（编者按：华东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了一本“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农民要求把农业生产政策、生产知识、卫生常识编成图解，要求出版“看图识字”一类的课本。有的妇女要求出版“妇女尺牍”，帮助自己学习写信，以便在跟参军的丈夫通信时，不再请人代笔。
这一切都证明了工农群众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前途是极其广阔的。那种看不起这种工作，认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不值得费大力气去做，认为属于政策法令方面的书不易为群众所接受，或强调“农民文化低，农民没有钱，农民没有读书习惯”因而不愿面向农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一本书的发行成绩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最突出的例子是：福建最初只打算发行二万册，后来却销售了六十万册以上。）今天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的。国家的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应该注意研究怎样编写内容正确、形式通俗的出版物，怎样在通俗读物中尽量发挥图画的效用，怎样使文字浅显易懂，怎样把群众所能接受而且乐于接受的出版物主动地送到群众手里，怎样在重点发行工作中建立起经常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发行关系。在地方出版社中，尤须把做好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列为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