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型与现代化的转折点上——北京图书馆采访札记之一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在近代型与现代化的转折点上
——北京图书馆采访札记之一
本报记者　李彤
北京图书馆新馆在敞开大门、每天迎进四五千名读者的时候，正从后门以每天七八十吨的速度，向基藏书库填充图书。从文津街7号到白石桥路39号，8辆卡车还要穿梭往返两个月，跑上1400趟。迁居的1378万册（件）文献将排满1.55万个钢制书架，书架格连起来长达185.5公里，比即将开工的京津塘高速公路还长得多。
然而，这仅仅是一次浩繁卷帙的空间移位么？
56年前，北图也曾有过一次大迁徙，那就是1931年从几处旧馆舍迁入北海西侧的文津街新馆。这尽管并不具有质变的意义，但也标志着近代图书馆模式的最终形成。此前的京师图书馆，馆藏基本上是从明清皇家继承来的古书，读者入馆还需购阅览券，每券铜圆两三枚。1929年，北海图书馆并入，才使馆藏的西文书刊大量增加；新馆一开，又废止了入门购票。尽管有人把中国图书馆的始祖追溯至老子（他担任过守藏室之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毕竟不是继承祖制而来。1909年，清政府京师图书馆之设，是西学东渐的产物；1917年，始接受国内出版物缴送本，也是“仿西洋各国之通例”。可以说，北图的近代图书馆模式，是本世纪初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结果。
1987年，北图的第二次大迁徙，其历史背景是不言而喻的。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近代型图书馆向现代化迈进的转折点。12年来一直关注着北图新馆建设的万里说：“中国应该有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那么，除了馆舍宏大、馆藏丰富以外，“第一流”还有什么含义？现代化图书馆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北图新馆区别于旧馆的质的飞跃在哪里？
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韦奇沃思认为“现代化的图书馆有两大标志：一个是计算机的应用，一个是缩微技术的应用。”北图有的同志又补充了一条：图书开架阅览。这里，我们权且按下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功能不谈，先看看在北图新馆正开始初具规模的物质条件。
在新馆南一区二层，藏书30万册的中文图书外借库已开始用计算机进行书目和流通数据管理。把读者借书卡和所选书后的条形码放到扫描器下一晃，借书手续瞬间便可完成。科学文献检索室里的光盘微机检索系统已开始为读者指点迷津，机编《中国国家书目》的工作也已开始。当然，这不过是小型计算机略显身手的某些子系统。
北图目前已收藏缩微型文献38万余件。缩微技术既相对扩大了馆藏空间，又解决了保护珍藏和方便阅览的矛盾，可谓功德无量。从今年12月开始，读者可以在新馆中专设的缩微文献阅览室内，通过35台通用型阅读器而“见微知著”。
开架，是新馆较旧馆在阅览室管理和文献提供方式上的显著区别。新馆50％以上的阅览室实行开架或半开架，全馆开架图书量达100万册左右，阅览室与书库的功能在这里彼此融合。五年以内的中文书、两年以内的外文书刊，都在书架上任读者浏览选择，这对读书人将是何等便捷而快慰的事！
不少记者都在以完成时态描述北图新馆的现代化程度之高，而北图的主人们却要冷静、客观得多。谭祥金副馆长的说法是：“新馆的建成，给我馆向现代化过渡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还任重道远。”这并非谦辞。以最具代表性的计算机为例，北图规划中的书目自动化总体目标所包括的四个子系统，目前最多只能说完成了一个半。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即由两台大型计算机组成的采、编、检索综合子系统，还有待引进安装。
那么，何时和怎样才算实现了现代化呢？北图主人拿出了一份切实而步骤分明的规划：1988年以前，完成搬迁，全面开馆，改善管理和服务（下列8个具体目标）；1990年以前，中心计算机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开始建立中西文书目数据库，部分业务工作开始自动化管理，深入开展文献研究和参考咨询服务（下列6个具体目标）；到1995年，建成多文种、多功能的电子计算机系统，中、西、日、俄文书刊联机，采访、编目、检索系统逐步交付使用。这时的北图，才能说羽翼渐丰，将开始全面履行国家图书馆职能。“至此，可以视为本馆的现代化基本实现。”这是北图人庄重的预告，因而也必须为之苦干8年。
在新馆文津厅那镌刻着一部中国书史的紫砂陶雕壁画前，记者不禁发出这样的联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知识信息载体及其传递的物质手段，而后者往往又决定着图书馆的基本面貌。试想，人类连竹简或纸都不会制造的时候，当然谈不上图书馆；而当书籍还只靠手工抄写时，又有谁舍得让它在公众中流通？壁画中描绘的最近的一幅历史图景——乾隆敕撰《四库全书》，当时抄写者逾3800人。因此，与其说古代藏书楼的封闭模式是由于人们狭隘的私有观念，不如说是由于图书文献生产的原始方式所限定的。而今天，缩微胶片、光盘、音像制品等多元化的载体，计算机等电讯化、网络化的传输手段，不也在改变着近代图书馆的格局和功能吗？这就不难理解：北图所以在80年代发生第二次转折，并且把实现现代化的期限定在本世纪末的前5年，都绝非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