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斋小说二篇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芸斋小说二篇
孙芸夫
冯前
在朋友中，我同冯前，可以说相处的时间最长了。
1945年，我回到冀中，在一家报社认识了他。他说，其实我们在1939年就见过了。他那时在晋察冀的一个分区工作，我曾到那里采访，得到了一本油印的田间的诗集，就是他刻写的。不过那时他还只17岁，没有和我交谈罢了。
冯前为人短小精干，爽朗、热情，文字也通畅活泼。我正奉命编辑一本杂志，他是报社编辑，就常常请他写一些时事短评之类的文章。
这家报纸进城以后，阴错阳差，我也成了它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且不愿动弹，经历了七任总编的领导。冯前进城以后，以他的聪明能干，提拔得很快，人称少壮派。他是这家报纸的第三任总编。
我原以为，我们是老相识，过去又常请他看作品，很合得来，比起前几任总编，应该更没有形迹。其实，总编一职，虽非官名，但系官职之培基，并且是候补官职的清华要地。总编升擢就是宣传部长，再升，则为文教书记。谁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能不沾染一些官气。
我体会到这一点以后，当众就不再叫他冯前，而是老冯，最后则照例改为冯前同志了。
但从此，我们之间的交谈，也就稀少了，虽然我们住的是邻居。我写了什么新作品，除去在报纸发表，要经他审阅，也就很少请他提意见了。
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7月间，大家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心惊肉跳地听完传达，一出会场，我看见人们的神情、举止、言谈，都变了。第二天，集中到干部俱乐部学习。传达室告诉我：冯前同志先坐吉普车走了，把他的卧车留给我坐。当时，我还很感激，事到如今，还照顾我。若干年后，忽然怀疑：当时，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这样做，使群众看到，在机关，第一个养尊处优的不是总编，而是我。
到了俱乐部，一下车，一位在大会工作的女同志知道我很少出来开会，就神秘地说：
“你也来了？一进来，可就出不去了。”
学习一开始，那种非常的气氛，就使我在炎热的季节，患起上吐下泻来，终于还是请假出来了。
冯前在学习班作了重点发言，批判了文教书记，也就是他的老上级，提拔他担任总编的人。学习结束后，一天夜里，他叫他的女儿到我屋里传信：那位书记自杀了。这时，我已经被指为是这位书记的死党。
在机关，我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我认为，这是他的主意。当时的文革，还是在“御用”阶段，主事的都是他的亲信。查封以后，他来到我屋里看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也好象是来安慰我。当天晚上，又派人收去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手枪。
不管怎么样抛我，我总不是报社的当权派。他最后还是成为斗争的重点，被关了起来。后来，我也被关了起来，有传说，是他向军管会建议的。不过，他的用意只是：我太娇惯了，恐怕到了干校，生活不能适应，先关在这里，锻炼锻炼。如果是这样，是情有可原的。何况，在我去干校之时，一捆大行李，还是他替我背到汽车上去的。
我重友情，每逢见到他在会场上挨打，心里总是很难过。而他不仅毫无怨言，也毫无怨容。有一次，造反派叫我们在报社大门安装领袖大像，冯前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操作，我在下面照顾过往的行人。梯子颤颤悠悠，危险极了，我不禁大声喊：
“冯前，当心啊！”
他没有答言，手里的锤子，仍在当当地响着。他也许认为我这样喊叫，是多余，是不合时宜的。
每逢批判我的时候，造反派常叫他作重点发言。当着面，他也不过说我是遗老遗少——因为我买了很多古书。架子很大，走个对面，也不和人说话。其实，我走在路上，因为车马多，总是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就是我儿子走过来，我也会看不清的。
我听过他的多次检查，都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升官要诀：一、紧跟第一书记；二、对于第一书记的话，要能举一反三。
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他所依靠的第一书记，不久也自杀了。冯前承认自己失败了。随即向造反派屈服，并且紧跟。
在运动后期，我们一同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跟着。学习期间，不断开批判会，别人登台发言，不过是在结尾时喊几句口号。他发言时，却别出心裁：事先坐在最后一排，主席一唱名，他一边走，一边举手高呼口号，造成全场轰动，极其激昂的场面，使批判会达到出乎意外的高潮。
在互相帮助时，我曾私下给他提了一点意见：请他以后不要再做炮弹。他没有说话，恐怕是不以为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提意见。
他也曾向我解释：
“运动期间，大家象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我也没有答话。我心想：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运动后期，他被结合，成为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我不常去上班，又在家里重理旧业，养些花草。他劝告过我两次，我不听。一天，他和军管负责人来到我家，看意思是要和我摊牌。但因我闭口不言，他们也不好开口，就都站起来，这时冯前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放着一个乡下人做尿盆用的那种小泥盆，大声说：
“这里面有金鱼！”
不上班和养花养鱼，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给我宣传出去的两条罪状。军管人员可能认为他这样当场告密，有些过分，没有理他就走了。
芸斋主人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冯前的印象是：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也有人说：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后之论者，得知人论世之旨矣！
1987、4、15写讫
无花果
我读高中时，有一门课程是生物学精义，原著者是日本人，忘记了名字，译者汤尔和，民国初年是很有名的人物。讲师还是在初中时教我们博物的张老师，河南巩县人，我对他印象很好。
这本书很厚，商务印书馆出版，布面精装，很长时间才学完了。我每次考试，分数不少，但现在除去记得一个门得耳定律，其余内容，完全忘记了。
我还记得，讲到无花果时，张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了一次校园。校园也是新建立起来的，地方很小，占了操场的一角，雇了一个工人。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这所中学，从校长、训育主任、庶务员到这个校园管理工人，表情都非常严肃，脸总是板的很紧，问一句，说一句，从来没有一丝笑容。在校园中，我们轮流着看了无花果和含羞草，张老师热心地在一旁讲解着。但是，无花果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还不如含羞草。后来也很少再见到这种植物。
43岁时，我病了，1958年春季，到青岛休养。青岛花木很多，正阳关路的紫薇，紫荆关路的木槿，犹为壮观，但我无心观赏。经过夏天洗海水浴，吹海风，我的病轻了一些，到了秋末冬初，才细心观察了一下病房小院的景色。这原是什么阔人的别墅，一座三层的小楼，楼下是小花园。花园无人收拾，花卉与野草同生。东墙下面，有几株很大的无花果，也因为无人修剪，枝杈倾斜在地上。
天气渐渐凉了，有些为了来避暑的轻病号都走了，小楼就剩我一个人。有一个护理员照料这里的卫生。她是山东蓬莱县人，刚离家不久，还带有乡村姑娘的朴实羞怯味道。她虽然不管楼房以外的卫生，却把小花园看做她的管理范围，或者说是她的经济特区。花，她可以随便摘了送人，现在又把无花果的果实，都摘下来，放在楼下一间小房里。
我因为有病，不思饮食，平日有了水果，都是请她吃。有一天，她捧了一把无花果，送到我的房间，放在桌子上说：“我也请你吃水果！”
我说：“你知道，我不爱吃水果。”
她说：“这水果不同一般，能治百病，比崔大夫给你开的药还有效！”
我笑了笑说：“我不相信，没听说无花果可以治神经衰弱。”
她说：“到这里来的人，都说是神经衰弱。表面看来，又不象有病。究竟什么是神经衰弱？为什么我就不神经衰弱？”
我说：“因为你不神经衰弱，所以也没法和你说清楚。每个病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
她听了，笑了起来，说：“那样，无花果治不了你的病。不过，它还可以开胃口，补肚子。你也别不给我面子，好歹吃一个。”
她说着从桌子上捡了一个熟透了的深紫色的无花果，给我递过来。正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她又说：“要不，我们分吃一个吧。你先尝尝，我不是骗你，更不会害你。”
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她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
这种果子，面面的，有些甜味，有些涩味，又有些辣味。
吃了这半个无花果，最初几天，精神很好。不久，我又感到，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平空添加了一些感情上的纠缠，后来，并引起老伴的怀疑，我只好写信给她解释。她把信放在家中抽屉里，不久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信抄了去，还专派人到青岛去调查，当然大失所望。
文化大革命，同院的人，把我养的好花，都端了去。他们花没养活，有些好的瓷盆，也都给打碎了。这些年，社会秩序不好，经常有人进院偷花，我就不再花钱买花。有时自己种些草花，有时向邻居要些芽子栽种。后邻刘家有一棵大无花果。在天津，这种花并不名贵，市民家里，常常有之。我向他要了一小盆，活了，但冬天又冻死了。后来又插了一棵，有了经验，放在有炉火的屋里，现在已经长得象棵树了。它无甚可爱，只是春天出叶早，很鲜很嫩，逗人喜欢。放在屋门口，我每天晒太阳的地方，与我为伴。家里人说，叶子有些怪气味，劝我把它移开一些。我说算了吧，不妨事的。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伴去世，我很孤独寂寞，曾按照知道的地址，给那位蓬莱县的女同志写过一封信，没有得到回信。这也是我的不明事理，痴心妄想。在那种时候，人家怎么会回信呢？算来，她现在也该是50多岁的人了。
芸斋主人曰：植物之华而不实者，盖居十之七。而有花又能结果实者，不过十之三，其数虽少，人类实赖以存活。至于无花果，则植物之特异者耳，故只为植物学所重，并略备观赏焉。
1987年5月15日下午至晚写讫
16日晨起修改，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