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豪轶闻——欧仁·鲍狄埃百年祭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诗豪轶闻
——欧仁·鲍狄埃百年祭
沈大力
每年11月万圣节，当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渐渐变成一片花海时，总有人来坟地东南角一座灰色花岗岩墓前，献上一束束红石竹。那石碑正面刻着：“欧仁·鲍狄埃（1816—1887）。”
《国际歌》作者辞世，迄今整整100年了。他殁于贫困之时，连给自己墓上立个石碑的钱都没留下。直至诗人逝去21年后，他的一些难友和穷苦工人才凑足了经费，由原巴黎公社委员阿尔努设计，为他立了眼下这块纪念碑。
鲍翁的墓十分朴素，显出逝者清贫的生涯和谦逊的品格。一近墓石，瞻仰者即可看见其上平放一册白色大理石雕成的《革命歌集》。书是开启的，左页刻着“献给咏唱诗人欧仁·鲍狄埃”；右页刻着《起义者》、《穷约翰》、《蜘蛛网》、《面包的话》、《地球的死亡》和《国际歌》等6首诗题，书下衬着布罗塞用青铜雕刻的一大片橡树叶，书上端放着一朵青铜雕花（见上图）。
颇有意义的是，鲍狄埃石碑落成仪式和巴黎“公社战士墙”揭幕典礼同在1908年5月24日举行，有15000群众参加。他的挚友艾里·梅、古毕尔医生、“巴黎公社老战士协会”书记纳瓦尔和社会党领导人阿列曼、瓦相等相继发表了演说。
从此，鲍翁墓上有了石碑，但他的妻女和一个12岁的小孙女，却在赤贫中挣扎，靠微薄的公共救济金度日。
鲍翁十分珍惜自己的诗作。1883年，巴黎“咏唱诗社”举办诗歌竞赛，有300多诗人参加。鲍狄埃拄杖前去，获得了头奖。鉴于他家境拮据，“咏唱诗社”提出两个奖励他的方案供选择：或由诗社组织募捐，解决鲍狄埃的生活困难；或由诗社资助，出版他的诗集。
“出版我的诗集吧！”鲍翁激动地对前来商谈的诗人纳铎说：“我饿死也无所谓。”
于是，纳铎筹款出版了鲍狄埃的第一部重要诗集《谁是狂人？》
纳铎是已登坛树帜的右翼诗人，早在1848年就见过鲍狄埃。当时，鲍翁在“饮酒诗社”咏唱自己的作品《歌谣的宣传》，纳铎叹羡咏唱者那股激情，那种才华，急忙探问坐在一旁的文坛诗圣彼埃尔·杜邦有何感想。
“这是个超过咱俩的人！”杜邦心悦诚服地回答。
一个世纪一晃而过。今天，尽管《国际歌》已声满全球，尽管《革命歌集》中的诗篇意象超越，音韵激昂，可与雨果的诗相颉颃，但它们的作者却因政见而为统治者所恶，为御用文人所不道，被打进了“文学炼狱”。
笔者曾在巴黎寻访鲍狄埃故居，走到夏贝勒林荫道附近的夏特尔街2号，唯见那寓所墙上镶着两位遭纳粹杀害的抵抗运动烈士的纪念碑，竟没有鲍氏一点踪迹。
“请问，这里是欧仁·鲍狄埃的故居吗？”我诧异地问女门房。
不料，那位老妪茫然不知。我本想再问些什么，但见老守门人那付憨态，也就欲言又止了。事后，我久久寻思，殊觉不然。在巴黎街巷，在工人、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在“《人道报》节”，在拉雪兹公墓“公社战士墙”前，在鲍翁的石墓旁，我都听人唱过《国际歌》。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许许多多人知道《国际歌》。实际上，鲍狄埃的名字已化成了一支歌。
100年来，它是共产党人投入战斗、走向刑场时昂首高唱的歌，它更是今天给那些在“信仰危机”中苦闷彷徨者以希望、以勇气的歌。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历史终将证明，正是这支歌预言了人类的明天：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