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城市发展的战略意义——《起飞之前（常州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前言（摘要）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等城市发展的战略意义
——《起飞之前（常州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前言（摘要）
刘吉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改革的时代。改革、开放、搞活，一扫过去僵化沉闷的气氛，社会主义恢复了生机盎然的活力，新事物的涌现象雨后春笋。
在万千新事物中，一批明星城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这些明星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它们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打先锋，解放了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例如常州市（市区），1978年产值为25.76亿元，而1986年已经超过100亿元，约增长了3倍。在全国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城市中，中等城市占了多数。
我们认为，建设高度发达的中等城市，对实现我国2000年的发展目标，进而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我国中等城市的战略地位
首先，我国中等城市众多。我国中等城市尚无严格的定义。有人把20—50万人口的城市叫中等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叫大城市，把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叫特大城市。也有人把它们相应地叫做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而把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叫特大城市。我们可以粗一点，把20—100万人口都叫做中等城市。据统计，到1986年底，我国城市已达353个，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其中20—50万人口的95个，50—100万人口的31个，100万以上人口的23个。显然，中等城市在城市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我国中等城市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每个省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不象大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分布，具有巨大的意义。它比较接近资源，在其四周各有一定的市场辐射区域，等等。这对于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有着突出的作用。
第三，我国中等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当大。据统计，我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集中了全国城镇人口的60％左右，大中型企业的53％，工业总产值的65％，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即使除去上海、北京这些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2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中小企业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为大家所公认了。
二、中等城市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战略作用
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如何建设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企业和行业的专业化生产外，区域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有机地组合与协同，构成了全国经济的共同繁荣。区域经济当然要依托大城市，但更多的是依托于中等城市，特别在一些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区域经济的地区，中等城市往往是最好的生长点。
既然社会化大生产是全国有机的组合与协同，那么，中等城市的中介、桥梁和转移等作用就更具战略意义。要使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地区的资源纳入大城市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从而既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又改造了自然经济，相得益彰，必须解决从资金、技术到人才的中介、桥梁和转移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自然经济无法解体，大城市也失去广大腹地和有效的市场，必然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这个中介、桥梁和转移的任务，自然而然也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小城市身上。从长远看，接近资源的小城镇应是第一产业及其产品的初加工基地，中等城市将是加工业的主要支柱，而沿海大城市应是商业城市、金融城市、外贸城市和技术城市。大城市的资金、物资、技术和人才源源不断向中小城市转移，中等城市的各种享有盛誉的新产品又源源不断通过沿海大城市的组织和精细化走向世界，那将是一种多么共同兴旺的局面！
三、中等城市在改革、开放、搞活中的战略意义
中等城市可以走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前列，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中等城市解放思想，率先行动，极为活跃。许多新的改革观念和做法，都首先在中等城市中诞生，并取得实效。许多中等城市成为改革的试点城市。这不是偶然的。
原因之一是，中等城市历史包袱小。长期以来，旧的僵化体制在大城市中贯彻比较彻底，其形态也比较完整，因此历史包袱沉重。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领导难下决心，实施困难也多。而中等城市这种历史包袱较小，同时它们要求变革的愿望也特别强烈。
原因之二是，过去在“产品经济”的情况下，不少城市虽然建设了许多现代化先进企业，但是被条块分割，没有充分形成社会化大生产。因而，巨大的潜在生产力被禁锢着。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在于流通。因此，中等城市作为桥梁和中介的作用应运而生，使之充满青春活力。
原因之三是，中等城市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比较灵活，易于改革。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程序之必然。改革是崭新的事业，全国一起改，完整配套地改，是困难的，在初期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时，改革是探索的事业，探索就有风险，风险的承受能力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因此，中等城市首先进行改革是合乎规律的。改革发生曲折，可以总结经验，及时改正，逐步完善；即使失败了，对改革全局，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局影响也不大。如果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首先起步，虽然成功的影响更大，但冒的风险也大得多，恐怕国家也难以承受。
改革的实践证明，中等城市走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前面，这条路是正确的。近几年的统计表明，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比大城市也不逊色。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工业产值和利润，每个职工平均的工业产值均是最高的。在全国不存在待业的城市中，中等城市占60％以上。
中等城市首先改革的这种势态，看来今后也将继续下去。它们是中国改革的前进基地，具有无庸置疑的战略意义。
四、现代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银行统计的资料表明：（一）不论哪个类型国家，都在进行着城市化的发展。低收入国家在缓慢地推进，工业发达国家还在进一步城市化；（二）城市化与现代化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程度越高。因此，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市化也势在必然。
现在，城市化趋势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特别是多大规模的城市才是一个合理的规模，成为学者和领导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美国系统工程专家吉布森研究的结论是：从生活环境的要求看，3—5万人口的市镇最佳；从经济效益看，25万人口左右城市最高；从社会问题角度分析（例如住房、交通、污染、失业、犯罪等），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越来越严重。英、法、联邦德国、日、苏等国学者的大量研究的结论均相仿，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15—50万人口的城市，可以兼顾环境、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要求，能够取得最佳的综合效益。
我国人口众多，城市化问题是一个更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限制城市化必然束缚经济发展；如果任其自流，势必形成数以十计的1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和数以百计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承受的。
所以，尽管城市的具体规模需要定量地研究，但中等城市代表着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是确定无疑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应当把中等城市的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然，中等城市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况，也应持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有的城市靠近沿海大城市，有的地处内地或边远地区；有的靠近各种自然资源产地，有的只是处在交通枢纽；有的已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有的正在新兴崛起之中；有的有广泛的传统文化背景，有的却有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影响……等等。因此，中等城市的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历史的总要求，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
（《起飞之前》一书由童大林、汤永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