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眼病”和“邻里效应”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红眼病”和“邻里效应”
北京市　冉明权　赵阳
讨论承包户殷永成面临的困境时，不少人把它归结为是“红眼病”在作怪。人们大概忽视了中国农村近几年出现的另一个基本现象：即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所谓“邻里效应”。在发达地区“邻里效应”较为普遍，在落后地区也并不少见。如在号称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目前专业村、专业片发展到了2000多个，年产值近4亿元，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同一个能人冒尖致富在一种场合却产生“邻里效应”，而在另一种场合却产生“红眼病”？又怎样才能把消极的“红眼病”转化为积极的
“邻里效应”呢？
不妨从一个故事讲起。地处皖西北的亳州市十河区，有个塑编专业户张培松，从1979年借80元钱开始创业，到1984年已发展到年创产值6万元、利润1万元。这时，本村的塑编小厂也有了五六家，邻村也纷纷学起塑编技术来。两年之后，十河成了全地区有名的
“塑编之乡”。目前，全区的塑编厂大小共达100多家。我们看到，“红眼病”没有在这儿传染而“邻里效应”却应运而生，其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积极的引导，并组织有效的示范。农民学得起，也容易学。
我们认为，专业户、私人企业排除“红眼病”的现实途径是易地经营。目前，安徽阜阳地区众多的联户（也包括集体企业个人承包的）企业中许多成型企业，都产生了脱离原有社区环境的要求。由于封闭的农村基层社区内部的彼此熟识，由于家族的血缘牵扯而影响着承包组织或私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化的形成……易地经营是解决当前农村“红眼病”的有效出路之一。
但是，当生产资料无法移位时（如承包果园、水域等），则应有特殊的方式来解决“红眼病”问题。首先是承包组织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制度化，以减少传统的血缘、地缘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功能强化以及自我行为的廉洁约束，在安徽阜阳调查的实例分析表明，凡是“红眼病”得以有效抑制的地方，基层政权的权威而廉洁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第三，有针对性地对各种承包经济活动建立必要的行为规范和法制秩序，如通过公开招标投标，法律公证等办法来确定承包关系的方式等，是铲除消极的“红眼病”根子和创造积极的“邻里效应”环境的根本出路。
在这次讨论中，大家议论较多的是“红眼病”问题。虽说这是个“老”问题，人们仍普遍关注，说明其在现实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今天刊登的冉明权、赵阳、张柏齐等同志的文章，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开发承包在我国农村是项很有发展前景的事业。许多读者来信一致反映殷永成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有代表性，通过讨论总结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对深化农村改革是有好处的。　——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