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先行　推动改革——访著名经济学家、《改革》杂志主编蒋一苇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理论先行　推动改革
——访著名经济学家、《改革》杂志主编蒋一苇
本报记者　董焕亮
十三大胜利闭幕之际，我登门拜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在装满书籍和报章的书房里，年逾花甲的老学者兴致勃勃地说：“赵紫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对于深化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理论和实践要携起手来
目前，改革中遇到不少难点和热点，蒋老的看法是：“突破难点，消除热点，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携起手来。”
蒋老认为，近9年改革期间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突破，是与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优秀经济学者的意见，不但不被重视，搞不好还招来横祸。改革以来，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理论工作。赵紫阳同志在四川搞改革时期，突出地抓了四川社科院的理论研究工作。正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现在经济理论界才真正能够有所作为了。
略微停顿后，他话锋一转：“但是，目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未尽如人意，其一是理论工作滞后于改革的实践；其二是有些实际工作部门不重视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界评头品足，是给工作制造麻烦。”我请他谈谈理论与实际结合之必要，他给我提供了几例反证。
——在利税问题上，利与税，原本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不能混为一体。国家作为行政管理者有向企业征税的权利，所有的企业都有纳税义务。而国家作为全民财产所有者，又有向企业收利的权利，分利的份额取决于对企业投资的多寡和企业的盈亏状况。税应该是统一的，不能一厂一税；利则不可能统一，一厂一利乃天经地义。前一段实行调节税，由于硬把税利合一，结果造成一厂一税、鞭打快牛。
——在股份制问题上，有的人简单化地把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股份制是便于资金集聚的办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股份是对产权的确认和确定，股票是中性的东西，是不带阶级性的。我们早在合作化前期，就搞了土地入股、劳力入股。建立供销社也是采取入股的形式。凡公家买的股票就是公股，就是公有制的财产。我们最近在重庆嘉陵工业股份公司试点，就是公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有国家股、企业股和本企业职工股。有人说职工股不是私股吗？其实，本企业职工入股而又参加劳动，是地地道道的合作经济，恰恰是公股。一些同志至今谈“股”色变，就是因为没有弄清股份制的经济实质。
谈到这些，蒋老说：“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各有短长，两者结合，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对深化改革大有裨益。”
超前研究　鼓励争鸣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我们提出‘走一步看一步’；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化，显然应与以往有所不同，改革要多看几步棋才行”，蒋老壮心不已地指出，“这就需要改变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状况，进行超前研究。”
今年，重庆市政府聘请他出任重庆社科院院长。对这座西南山城，蒋老怀有特殊的感情。解放前，他在这里搞地下工作，曾负责《挺进报》的编辑工作。市里领导说：“第一次革命你在这里战斗，现在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请你再来这里做出新贡献吧！”于是，他来了。3月13日正式建院时，他带领院领导到烈士陵园献花圈，向烈士们表达了搞好第二次革命的决心。
他为重庆社科院确定的宗旨是“立足重庆，面向全国，超前研究，推动改革。”他认为，搞好超前研究，必须允许和鼓励争鸣。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理论只有在众说纷纭、大胆探讨的气氛中才能发展。为此，他力主创办全国一份大型的探讨性的刊物《改革》，为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一个争鸣的讲坛，目前已得到全国70多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不久将以崭新的面貌敬飨读者。
“缩小试点面，扩大试验权”
“除了理论上要勇于探讨外，实践上更要敢于探索。”今年6月，蒋老在重庆主持召开全国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讨论会，提出了“缩小试点面，扩大试验权”，选择少数城市进行超前改革试点的建议。
具体地说，搞试验，就应当既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给试点城市以较大的试验自主权。前一阶段进行改革的试点，往往一试就是几十个、上百个“点”，试“点”成了试“面”，万一失败，影响大，因此就不敢大胆试，而且也不能多种方案同时试，这就不利于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蒋老说，中央有关部门在农村搞了若干个试验区，建议在城市改革中选定几个特别试点市。允许这些城市不拘一格地进行多种改革方案的试验。他还建议今后理论工作者凡是提出一套理论观点，同时要设计出一套实施的方案，这样才能更加完善理论，并且便于实际部门操作，促使改革的理论尽快地转化为改革的实践。他希望即将出版的《改革》杂志能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起一个桥梁作用。
蒋老的话，道出了众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