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民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如何把民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彭明
我想就如何把民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发挥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民国史没有民国的档案资料是不行的，古今中外著名的传世之作，大都是使用和分析了大量档案资料的结果。司马迁写成《史记》，是和他身为封建王朝史官，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分不开的。
1981年2月，当《历史档案》创刊之际，我曾写了一篇《中华民国档案和中华民国史》。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总之，《民国史》的工程浩繁艰巨，非全国大协作不可，而重要的关键，在于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南京临时政府的初稿，没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就写不出来。
《历史档案》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史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合办的，民国史料只占了少量篇幅。即使如此，这个刊物从1981年2月创刊，至1985年上半年，共出18期，其中已公布民国档案95组，共125万字。从所公布的档案来看，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
《民国档案》从《历史档案》中分离出来，于1985年1月创刊，专门发表民国档案史料。近三年来，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超过以前。例如，创刊号上登载的《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以及《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秘密函电》、1987年第3期上登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等，便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杨杰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次长，他率领人员以“实业考察团”名义去苏联商谈购买武器、弹药及聘用苏联军事技术人员问题，受到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热情接待。所购武器之品种、数量及式样等等，完全由中国代表团根据需要提出，苏方尽量设法满足了所提要求。《记录稿》中，记载着对方代表回答中国代表团这样一段话：“敝国既非贩卖军火国家，亦无后备军火可随时出售，故贵国所提若干兵器式样中，若为敝国所未备者，当以他种兵器代替之。此外，敝国无后备军火之可售，而贵国现复需要孔急，故拟由敝国军队现行装备之兵器中抽出若干，转行让与贵国。此项兵器，日内当可开始参观。”这一段话充分说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军火贸易完全不同的。
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飞机。“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密电》）中国代表团团长要求“飞机须先设法运往敝国，其他兵器之运搬，可于研究路线及方法后，再行决定”。
因此，在1937年9月14日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的第三次会议记录中即作了如下的具体规定：“重轰机自明日起（十五日）至本月二十五日十日内起运一大队，计机三十一架。此后每隔十日起运一大队。此外，教练机八架及N—16式驱逐机（即试验时之红色机）九十三架，在十月一日前起运完毕。其他飞机六十二架于十月二十五日前起运完毕。”
当这些飞机出现在中国上空的时候，日本空军的疯狂气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原来日本轰炸机的基地，都是在离前线50公里以内的，现在不得不把基地转移到离前线500或600公里的后方去。
根据国民党1940年的官方统计，抗战40个月来，日本飞机先后被击落和炸毁的有986架（《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2日）。这是和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苏联不仅支援了飞机，而且派出了志愿空军人员。有100多位英勇的飞行员，包括重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武汉万国公墓建立了苏联空军烈士墓纪念碑。库里申科大队长则长眠在四川的万县。
这些事迹，我们已经多年不讲了。我觉得我们在修民国史时，还是应该提上一笔的。
自编写民国史的消息传出后，海峡两岸反应均极强烈，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即谁最有资格修民国史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陷于这种无味的争论中，重要的是取长补短，互相交流。正如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在1984年第一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所说：“民国档案史料海峡两边都有收藏，又都不完整，这种分散状态对于学术研究当然是很不利的。有的海外学者，为了研究民国史中的某些课题，不得不奔波于海峡两边，也深感不便。黄季陆先生（已故）想通过间接方式将收藏在大陆的档案‘逐一补齐’；我们虽然收藏的档案这样多，但有些机构的档案也是残缺不全，当然也希望能从台北收藏的档案中得到‘补齐’。但是，要补的不是只字片纸，而是百、千、万件，‘补齐’云云，我们以为从技术上来说谈何容易。间接何如直接。最好的办法还是海峡两边相互直接交流。”（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
自《历史档案》创刊以来，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例如《历史档案》创刊号上发表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51件，台湾的有关刊物转载了49件。台湾有关刊物发表的孙中山给徐谦的几封以前未见发表的函电，《历史档案》也予以选载，并写了按语（见1984年第3期）。
《民国档案》创刊后，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人说：“民国时期一代历史典籍，被称为
‘国宝’的档案史料，也一定不要被中断。海峡两边共同的责任是要保护好这些‘国宝’，续修民国一代信史，使我们民族的共同信史不被中断。”这个愿望是好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相信，经过海峡两岸史学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二、深入实地考察，纠正史实的谬误和克服史料的不足。实地考察在历史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司马迁写成《史记》，固然是由于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但和他能够遍访名山大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也是分不开的。他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事迹，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增加了真情实感，因此他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1986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这本书写得很生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长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同的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为什么能这样呢？这是和他沿着长征的路线，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访问、考察分不开的。全书31章，注释达685条，史料都是有根据的。
在1986年内，国内的中国现代史工作者，也出现了一些深入考察、访问的好现象，因而产生了一些好文章。
我推荐《军事史林》1986年第3期上发表的《有关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浅见》及在《咸宁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上发表的《北伐战争在咸宁》，请大家看一下。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咸宁师专的教师丁一。丁一先生在人民大学进修期间曾来问我如何搞科研，我回答他说：“扬长避短，就地取材”。这话他听进去了，回家乡（咸宁）后，对汀泗桥、咸宁城、贺胜桥，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访问，并画出了地图，从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说法，特别是论证了抢占咸宁城的重要意义。我觉得他的两篇文章，不论就史实或观点来说，都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历史实际。
象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只是一两篇，我只是举例说明实地考察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由于自己在历史研究中也尝到过实地考察的甜头，所以我每到一地，也总是喜欢就有关的史实进行调查。拿民国史上的人物来说，在抗战中牺牲的著名国民党将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的事迹是很感人的，他牺牲的地点在湖北宜城的南瓜店。但这些史实，我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并无真情实感。去年（1986年）11月，我到襄樊，乘机去南瓜店战场张自忠殉国处看了一下，并访问了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才了解到当时的形势和张自忠牺牲时的具体情况。
实地考察可以纠正史实的谬误，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是如此，小的事件和人物，甚至一个地名、用字，也是如此。例如，卢沟桥的“卢”字，一向被写为“芦”字（中央文件和《毛选》也是如此）。但今年，总算被有些报刊纠正过来了。卢沟桥边有乾隆的题字：“卢沟晓月”。我是今年去卢沟桥，看了这块“御碑”，再查看一些文字资料，才弄清楚的。
由此可见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三、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民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建设必然要有一个从无到有、先粗后细的过程。由于它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遇到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我们就应该加以鼓励。由于研究者观点、方法的不同，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必然的。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只能是百家争鸣。这是推进和发展学术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无论是对国内学者，或者是对国外学者，我觉得都应该实行这样一种方针。
1956年，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不同看法。这位陪同人员向上反映了，认为这样是否有损毛泽东的威信，要不要请苏联大使馆出面加以劝止。毛泽东知道后，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讨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当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
对民国史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我觉得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
（本文是作者在民国档案与
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