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陶承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陶承
　　康濯
以《我的一家》一书赢得广大读者的陶承同志，1986年7月11日于长沙逝世，终年94岁。这位革命的老人是享有高龄的了，但我和许多近年来同她有过交往的同志都痛感她离去得早了，因为她这些年尽管腿已瘫痪，却一直是身心俱健，乐观得时时促人奋发的。
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影响了一代代的青年，这本书“文革”前便已发行五百多万册。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同样影响深远，前几年也曾重新上映。她的书出版以来，读者叫着“陶妈妈”或“革命老妈妈”的信一直堆满作者的书桌。作者也一直热情地回信，直到十年动乱开始以后。那时人们已得不到陶承的消息，但读者的信仍然涌流不断，信中几乎都有一句话：“陶妈妈，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呀？”
老革命陶承能去哪里啊！她曾为革命献出了丈夫和两个儿子，自己仍然带着一儿一女奋斗不息，工作不止。但是，林彪、江青、康生却在1968年3月，将她从长沙秘密抓进了北京的监狱。无休止的审讯，问的只两句话：“《我的一家》是谁叫你写的？中央都有谁上你家去过？”这就暴露了抓人者卑劣的心计，革命老妈妈不能不深感身心剧痛，当然更一直没有口供。她意志愈磨愈坚，不过年近八旬的身躯却被摧残垮了。抓人者怕她死在监狱，才在5年半之后的1973年7月，把昏迷的她伴着氧气瓶押送回长沙。她的儿女也陆续从监狱和隔离处回来，陶妈妈的身体这才一天天好转，只是除了睡觉便只能坐在椅子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但陶妈妈终究又有了讯息！于是读者来信又陆续堆在了她身边，前去拜访的也终年不断。协助《我的一家》执笔的同志去了，《革命家庭》的主演于蓝同志也去了。我于1980 年同几位编辑去看望她，时已88岁的老妈妈气色和精神都很好，一直笑语不断。我们围着她坐下，她递过糖盒叫我们自己选吃，一边说：
“我要给你们递糖块就不大行了，手有点打颤，不听指挥。写字也是一撇就撇到大西洋，一捺又到了太平洋了。”
大家忍不住都笑了，她自己也笑起来，互相间不大熟悉的隔阂也立即消失。然后她向我们介绍身边一位女同志，说是除了一个保姆照顾她的生活，就是这位当中学教员的女同志，每星期来四个半天，协助她整理读者来信中的问题，同时帮她有针对性地写一点从回忆革命历史出发谈思想修养的散文。其余的时间她就修改已成的初稿，为续写作准备。
对于一位年近90的老妈妈，这样的日程不是太紧张了么！然而那天她一上午都兴致很高，神色自若。我深为感奋，也自惭形秽。那次以后，我又曾去看望过，并有过信件来往，还寄去过一本近作请她指教。她读过我几篇近作便来了回信，表示“感到非常亲切，深受鼓舞”，特别是描写周恩来总理的那篇小说《分秒值千金》，“更引起了我对总理许多难忘教诲的回忆，加深了对总理的认识与怀念”。读着陶承同志这封信，想起她曾介绍过自己1973年从监狱释放后，问题还并没解决，直到一年多之后，她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邓颖超同志转交；不到20天，周总理就派来四位同志，为她恢复了党籍、干籍、老干部待遇和原工资级别，还补发了坐牢期间的全部工资。“当时周总理正在病中哪！”那次她讲了这一句，就满眼是泪。旁边女教员又补充介绍，说也是那一次，陶妈妈交了两千元党费；并认为自己在监狱中吃饭也应付钱，便又付了两千元伙食费呢！
陶承同志正是以这种崇高的精神，这些年陆续写出了一批结合革命历史和读者来信，谈青年修养的文章，结集出版了《祝福年青一代》这本书，并同样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她寄给我这本书时附了一封信，谈到她因家贫没上过学，只跟战友、丈夫欧阳梅生同志学过点文化，以后在老同志指教下开始读书。“在延安，谢老、徐老、董老、林老等都为我改过诗文。今天能勉强写点东西，都是与老同志的鼓励与帮助分不开的。”前些时她回忆及此，写了首诗，信中抄给了我。“四十年前学写诗，怀安诗社十老师。延安窑洞歌吟日，烽火关河战乱时。徐林董续传风范，谢李钱熊命课题。湘水多情写楚女，江山如画鬓如丝。”信末甚至还说：“您现在也是我的老师，盼对拙作多提宝贵意见。”
她的过分谦虚实在使我惶愧不止，不过这也同她整个高尚品格汇集一起，是我在垂首悼念中誓要永远师承的。
1987年11月17日，北京。（附图片）
陶承老人在年近九旬时仍伏案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