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与改革——保加利亚见闻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小康与改革——保加利亚见闻
　　本报记者　郑园园（续昨）
三、新政策正付诸实施
记者在保加利亚采访中看到，简政放权的原则正付诸实施，并激起了劳动者的热情，给企业带来了活力。
索非亚声学仪器厂首先实现了这些原则。34岁的工程师巴列甫被推选为厂长。他和副厂长、设计部主任及会计师四人组成班子执掌企业大权。以前，产品在设计院设计，工厂只管生产，从图纸到产品周期得花两年时间。现在，巴列甫请来10名设计师，建立起工厂的设计部，周期缩短到两个月。巴列甫说：“现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工厂购进了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设备，这些设备的使用率很高。工厂的产品已销到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大受欢迎。工厂赢利，工人的工资比过去高出15％，工人干得多，挣得也多，现在大家都感到工厂是自己的。他说，作为一厂之长，肯定更辛苦，但是，看到自己领导的工厂能为国家增加外贸收入，又能使工人收入提高，累一点也心甘情愿。
50岁出头的季米特洛娃为农工联合企业卖花。实施新的经济原则后，联合企业规定超出定额多卖者可多得工资。保加利亚人的生活离不开鲜花，她的花摊生意兴旺。“我几乎每个月都多卖多得”，胖乎乎的季米特洛娃讲话时总乐呵呵的。除了卖花，她还喂养50头良种猪，种一片菜园，收入是很可观的。她家的小汽车已更新过了，客厅里有彩电、录像机，可是她忙得团团转，顾不上看；她丈夫在一家饭店当经理，也难有闲暇。记者到她家参观，看到那幢两层小楼里外布置得富丽堂皇。一本名叫《我的家》的杂志刊登了她家的照片，勤劳而又能干的主妇一下子出了名。改革，使成千上万象季米特洛娃的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致富机会。
四、促进社会生活民主化
保共中央在推进新机制的同时，加速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中央七月全会作出一些新规定：庆典改革，取消了四大节日（五一节、文字节、国庆节以及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游行活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政治局委员的画像；过去对老干部子孙上大学的种种照顾也取消了。记者访问日夫科夫故乡普拉维茨时听到介绍，市中心广场上，日夫科夫的塑像前不久撤除了，这是中央委员会根据日夫科夫本人的请求而作出的决定。
保加利亚金质的、银质的、铜质的勋章多达700种，以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颁发给那些有资历的人。今后，政府只把勋章授予那些真正有贡献的人。《工人事业报》编委德鲁门什基说，他十分赞成这项新措施，他认为，改革也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应该凭劳动成果而不是凭地位和资历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他说：“如果我写的书受到读者欢迎，十分畅销，那无异于向我颁发一枚大勋章。可我如果就此搁笔，不再向读者奉献，那么，即使再多的勋章，在读者的心目中又有什么意义呢？”知识界的朋友欣喜地说，最近的党报变得有看头了，党员、群众纷纷投书报社，揭露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弊病，探讨解决办法，编辑部选择有代表性的予以刊登。读者喜欢看这样富有批评性的、有活力的报纸。
五、仅仅是开始
一切还仅仅是开始。简政放权的新措施实行不多久，矛盾就暴露了：那些设备老化的企业，移交时遇到了困难——谁愿意接收一个破旧的摊子呢？所以原定在秋季结束的财产移交过程推迟了，政府不准备匆忙走过场，它要帮助这些没人认领的“孩子”找到“父母”。行政区域合并之后，精简了上万名中层干部，这么多干部往何处去？虽说保加利亚干部的文化素质较高，绝大多数有专业特长，可以顺利“转业”，但对一些有“官瘾”的人来说，放弃权力毕竟是痛苦的。联合企业的经理们得以合同关系来处理他们与昔日的下级的关系，因为现在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同行了，这对那些习惯于颐指气使的沾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确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可以想见，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工资、物价、税收体系的改革相继提上日程，还可能有更多矛盾出现。那时，索非亚依然会如此平静和谐吗？改革难免会有阵痛，平静或许会被打破，但是，正如日夫科夫所说：“已经开始的改革进程是不可逆转的。”索非亚在平静地迎接新的进程，而新进程将使它焕发出更加美丽的光彩。
告别保加利亚前夕，《索非亚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我：“你此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回答：“我看到保加利亚人民建设了一个令人称羡的小康社会，但你们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向自己提出挑战，走上了改革之路，这就是保加利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