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高尔泰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兴起，十分引人注目。对于这种现象，各方评价不一。我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艺，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多的积极因素。但即使如此，它们也没有可能发展为当代中国文艺的主流。当代中国文艺的主流，仍将是现实主义。
不论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传统的、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仅是由于现代主义文艺浪潮的冲击，更主要的是，传统现实主义及其理论由于本身的弱点，早已不再能适应改革和现代化的需要。80年代以来，知识、信息量的猛增；生活节奏的加快；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复杂、矛盾社会的变迁；读者思想觉悟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以及由这一切引起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和思想、感受方式的变化，都无不向文学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认识论方面的革命，突出了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主体性。与之相应，当代美学也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反映论的认识论，转向更为深刻的心理分析，转向强调主体性原理，强调以美感经验为研究中心，从单纯的“唯物”，转向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格式塔学派的研究成果（关于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一种能整合感觉经验以形成完形知觉的知觉结构的学说）；皮亚杰的研究成果（发生认识论，对认识结构及其建构机制网的描述）；当代美国方兴未艾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概念网络结构、语义结构等对认识内容的整理、加工机制），以及其他心理学派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形成了强大的变革势头，给传统的、反映论的认识论以猛烈冲击，从而也带来了建基于这种反映论的认识论上的传统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危机。
自从卢卡契把文艺确认为认识的手段，把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作科学认识和说明现实生活的过程，要求作家、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掩盖其逻辑思维和科学推理，把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和普遍规律按照典型化原则以具体的艺术形象反映出来，以使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哲学和科学作品以来，传统的现实主义一直被确认为特定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方法。以致于似乎只要严格地采用这种方法，即使作者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也可以达到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客观现实，而又使其作品不失为文艺。以致于似乎存在着一种可以与世界观相矛盾的创作方法。所谓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这个提法所要说明的无非是创作方法可以以其程序上的正确性，纠正错误世界观的障碍而达到客观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理想。就算这样吧，但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又提出了“倾向性”这一与客观性不相一致的要求，并且实际上是以既定的倾向性要求代替了真实性的要求，以致文艺是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概括（典型化）的观点，导致了现实主义文艺是作者按照先进世界观和阶级利益反映现实的观点，以及典型问题是政治问题的观点。从而又导致了思想先行和主题先行——直到借口与浪漫主义结合，而完全不顾事实地任意胡吹，彻底放弃了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和它的方法论原则。这样一来，以现实主义自称的这种理论，即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实际上就是走进了死胡同。
卓越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为防止这个可以预见的结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40年代布莱希特、西格斯与卢卡契的争论，到60年代加罗弟和阿拉贡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再到苏联“开放的现实主义”、“多元的现实主义”以及西方“功能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理性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提法的出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一直在探索某种修正原有的理论框架，使之能把更多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包容进去的可能性。不论这些探索成果有何意义，都无助于传统的、作为特定方法论的现实主义的再度复兴。——作为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论的传统现实主义，已经只能凭借教条主义的行政推行来维持局面，其影响的下降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具有现代意识的理论家们反其道而行之，不要现实主义，而主张用现代主义来取代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果然能取代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的主流吗？我认为不可能。之所以似乎显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把现实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然而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超越于作者人生观、世界观之上的通用的“客观的”创作方法。我们不应当根据创作方法，而应当根据作家和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基本倾向，来区别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战斗精神。而在当前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而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及极左思潮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由于这种时代的需要，现实主义文艺仍将是当代文艺的主流。
我们不妨把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浪漫主义精神作一大体的比较：浪漫主义偏重形式，现实主义偏重内容；浪漫主义主要依靠想象，现实主义要依靠观察；浪漫主义刻意表现主观，现实主义努力认识客观；浪漫主义迷恋于美丽的或崇高的梦境，现实主义立足于悲惨的甚或丑恶的现实；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现实主义为人生而艺术。而所有这一切，在具体作品中又往往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包含、互相补充，以致于有些伟大的作家，有些伟大的作品，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文学史家们也很难分清。
所谓“现代主义”，作为2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许多文艺思潮的总称，它仍然首先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一定就是“现代”的。其最新发展“后现代主义”也已经是60年代的东西了。60年代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曾经强调，与“当代”作家如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等人相信历史进步，重视社会题材相反，“现代”作家如艾略特、庞德等人不相信社会进步，只着眼于异化现象与个人梦幻。“现代主义”的这个特点至今没有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有消极的意义。作为浪漫主义经由唯美主义的一个发展，它比之于唯美主义无疑具有更多的现实精神。例如唯美主义作家是超脱的，逃避现实而追求“纯形式”，现代主义作家虽然也强调艺术本身的“独立”价值，但其激情和灵感都往往来自当代最深刻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他们都是对苦难和荒谬极其敏感的人物，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无论是甲虫、犀牛、毛猿还是公猪，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及隐藏在这现实意义背后的深刻的危机感、荒谬意识和反传统精神。
这种精神是当时西方的时代精神，表明作家与他们的读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感受，所以能得到普遍的共鸣。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突破唯美主义狭小的读者圈而进入更广大的世界的真正理由，也是它们引起在长期的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自我意识刚刚觉醒，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当代中国作家热烈关注的真正理由。在危机感、荒谬意识和反传统精神这些点上，当代中国作家们找到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者主要的价值认同，从而激起了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形式和探索新的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从而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僵化单一、令人反感的老一套的热情。而广大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作家们的探索表示欢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更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主义将取代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流。
当代中国作家，很少有机会象西方现代派那样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他们的“内向转”，主要还是一种历史的反思，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多余人”式的自我挖掘。他们的内省精神，主要的还是一种“与全民族共忏悔”的群体意识，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惊惧、焦灼而又凄厉的个体意识。他们的危机感，主要是对祖国、人民和自身命运前途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空虚无着落的精神危机；他们的荒谬意识是植根于不可理喻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社会意识，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以反对市民社会虚假的伦理道德和庸俗的审美趣味为主的“恶魔主义”。这些不同是明显的。当然这其间不无交叉，但基调和主旨都大相径庭。
中国现代主义的这些特点，与其比之西方现代主义，毋宁说它更接近于现实主义。事实上，中国持现代主义观点的人也并不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对立面，他们在精神上与读者取得联系的渠道，也就是现实主义作家与读者互相沟通的渠道。这是它们得以在中国条件下拥有不少读者的原因。但也正是这同一原因，决定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可能超过现实主义。因为当代中国的读者群，已不同于当年西方现代主义者所拥有的读者群。在前者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明白，他们的处境是由人造成的，因此也是可以由人来改变的，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宿命，更不是什么生命存在的固有状态。所以他们倾向于采取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而对于只有消极意义的、反文化的和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多少有所保留。这样的读者群，更宜于造就现实主义者，而比较地不宜于造就现代主义者。
正如应当把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区别一样，我们也应当把中国的现实主义与外国现实主义相区别。事实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学艺术理论，也是在五四以来随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一同传入中国的。由于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现实的社会需要，西方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的影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反封建的任务尚远未完成。艰苦奋斗中的中国人民，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兴趣来回味那种对于个别现象的特殊感受——如果这感受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的话。所以，我们在需要现代主义的同时，仍然更需要现实主义，更需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具体到当代中国，其锋芒是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及极左思潮的。
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没有可能实话实说。外来的现实主义在我们这里变成了某种假话连篇而又千篇一律，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指向的概念传声筒。而另一方面，植根于我们民族历史和现实深层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象征、隐喻、结构变异、情节的荒谬化或其他非常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热切呼求，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某种类似于“现代主义”的意味，以致于我们只能越过语义层面而在隐义层面或引申层面上把握它。这是否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深化，姑且存而不论。总之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主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它是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现实和中国作家的智慧、激情和灵感的共同产物，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现实主义。
我们不要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要的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出了良好的开端。我认为，许多在眼下被当作现代主义来看待的作品，由于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其实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现在的问题是创作已经远远地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因此许多处于萌芽状态的积极因素，不能得到理论上的肯定和说明。这就不可避免地、暂时地造成某种惶惑。
但这惶惑，正是觉醒的先声，有如清晨离开港湾的船舶，那汽笛的长鸣预示着乘风破浪的万里航程。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