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的反贪污运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沈阳市的反贪污运动
本报综合稿
沈阳市的反贪污运动是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六日，各机关主要是进行反贪污的学习。通过首长报告，学习文件，组织讨论，进行了酝酿。全市参加学习和听到动员报告的有二万多人。在学习中，批判了“本单位不是财经部门，不会有贪污现象”的错误观点，纠正了某些领导干部所提“反贪污只反下级人员，干部留到整党时再说”的错误意见，纠正了“反贪污要从伪满时期算起”的错误作法。到八月十日前后，全市一般的单位都结束了学习。接着进入了坦白、检举阶段。
沈阳市的经验证明：反复讲清反贪污的政策和方法，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是使反贪污运动顺利进展并获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保证。由于贪污行为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所以要根除这种恶劣的行为，使贪污在新社会中不能存在，就必须发动广大工作人员的反贪污积极性，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贪污行为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从而对贪污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发动群众的方法，除进行教育外，就是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和号召群众检举。要向贪污分子说明：只要坦白得真实、彻底，重者减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但是，贪污分子对于坦白自己的贪污行为，一般的是有顾虑的，必须设法打破，否则他们就很难自动坦白。打破顾虑的方法是反复讲清政策：开会的时候讲，个别谈话的时候讲，务使他们懂得党和政府欢迎他们坦白，彻底坦白是跳出泥坑、改过自新的唯一光明道路。凡是彻底坦白的人，党和政府一定从宽处理。不肯坦白的人，就表示他们毫无悔改的意思，被检举出来以后，政府一定从严处理。
经过反复地解释政策、动员、报告，贪污分子纷纷坦白。由少而多，由小到大，由普通工作人员到比较负责干部，形成了广泛的运动。
百分之九十的贪污事实，是用坦白的方法揭发出来的。其中属于一般问题的，在小组会上坦白；较重大的，用书面坦白，或找首长个别谈话。典型的，则在自愿原则下进行典型坦白报告。这种坦白报告，对其他人的启发作用很大。
运动发展到后期，必须转为以检举为主。因为经过动员和坦白运动，一般情节较轻的贪污分子，大体都坦白了。只有那些有严重贪污行为的人，和有贪污行为的某些比较负责的干部，还不肯自动坦白，就必须采用检举的方法。沈阳市所揭发的一些重大的案件，如个别科长、经理以至局长的贪污案件，都是检举出来的。但一般地说，检举者在事先是有顾虑的。这就必须向群众进行教育，反复讲清政策，说明每一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坚决维护革命利益。只要不是诬陷，党和政府坚决给一切检举者撑腰。如果被检举者敢于报复，一定要受到加重的处分。并应说明，检举贪污分子不但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挽救陷入泥坑的人。说明任何人都有检举权利，并且可以检举一切人。
运用以检举为主的方法时，又必须和发动坦白相结合，才能使案情暴露得更加彻底和真实。这种方法用于嫌疑重大、材料不多但较容易突破的贪污分子，特别有效。运用这个方法时，对于重要贪污犯，本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应亲自和他谈话，更清楚地解释政策，分析利害，打破他的顾虑。这样往往使贪污分子坦白得更彻底，并能积极检举其他人。
另外，打破各种顾虑的最有效办法，是领导干部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只有领导者能作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能启发大家坦白和检举的积极性，才能使反贪污运动迅速展开。
沈阳市反贪污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贪污行为，大概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贪赃枉法，接受贿赂。一般的都是由小到大，由内到外。开始是接受私商、坏分子请吃饭，向他们借钱，然后合谋贪污。因此就包庇和隐藏毒贩、逃亡地主、漏税户、现行犯、或来历不明的人，完全丧失了立场。也有把私营工商业者的不合规格的建筑物、加工品免受检查卖给国家的。还有偷漏物价机密，使国家遭受损失的。也有代行二房东职权，迫胁群众、从中牟利的。
第二种：沿袭旧社会的恶习，实行半公开的贪污。如修理汽车要回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沈阳市府汽车队已查出这种现象。据说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修理工厂如不给汽车司机回扣，在保险期内司机故意把车弄坏，修理工厂就受不了）。有的干部在婚丧嫁娶，过生日，生男育女，孩子过满月时，就接受私商和坏分子的礼物。
第三种：盗卖公物或窃取公款、公物。粮食公司曾一次丢失十一袋大米。百货公司第二仓库主任、副主任卖掉共价值一千五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各种物品；总务股一个技工和管理员，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七月，盗卖各种物品达人民币一千零五十八万元。
第四种：占用公款公物，投机倒把，借以自肥。个别干部借公款几十天，进行资金“周转”，有用过六亿多东北币的。某采买员曾一次倒把获利四百八十多万人民币。工商局自称曾用公款二十三亿（东北币）为本单位“小家底”作基金达三年之久，获利四十多亿（东北币）。各专业公司都有“家底”数十亿（东北币），名为“福利基金”，随便开支。这虽属本位主义的性质，但也是违法的行为。
第五种：敲诈勒索。在撵群众搬房子、牲口交易、检查卫生、修建、交税或办其他手续的时候，刁难群众或施以威胁，达到敲诈的目的。变相的敲诈如借钱、借粮、借煤不还，下饭馆吃饭不给钱等。有的公安员吃了两年饭都没给过钱。有的公安员从伪满时代到现在，理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钱。
贪污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政治觉悟低，进城以后，经不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作风的侵袭，因而堕落到贪污腐化的泥坑。再加上有些人认为革命胜利了，应该享受了，就更助长了贪污行为的发展。其次是各种机关不断扩大，新人员增多，但对他们教育不够，审查不够。有些企业部门在使用干部方面，有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观点，因而忽视从政治上改造他们，特别是对那些旧式的商人。某些机关对新人员的审查工作也做得很不够。这次已经坦白的贪污分子中，有些是一贯吸大烟、扎吗啡、嫖妓女、偷东西的分子，但一直没有审查、清洗他们。第三是制度不严或没有制度，使贪污分子有机可乘。如泄漏物价机密，是由于有关部门注意保密不够。确定物价变动（小变动）时，工商局对物价股控制不严，使物价股得以擅自改价或订价。加工品不合格，是由于验收制度不严。电车费、水费、房租费的收入往往是整付发票、零收钱、月底结账，或当日不交次日交，或由房屋管理员收钱（他们无权收钱）。百货公司总务股收到剔庄部的零星东西，如布，只有块数，没有尺数。土产公司的猪，有时只有头数，没有斤数。这些地方，都容易被贪污分子钻空子。
沈阳市反贪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反贪污斗争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而不是一朝一夕或一两个运动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的。但这种斗争在一定时期必须形成运动，大张旗鼓地向贪污行为进攻，发动群众广泛检举、揭发。贪污行为虽有社会根源，但各种贪污现象的严重程度仍有不同。因而须要有重点地抓住主要单位开展坦白、检举运动，对其他单位则主要进行教育。正因为反贪污是长期的，因而在一个运动以后，须转入经常性的工作而不能停止。应当继续教育干部，继续调查揭发，并应立即从下而上、从上而下地讨论和订立各种制度，以防止和杜绝贪污。此外，还必须有群众性的经常监督。这种监督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教育的基础上去实现。代表会、座谈会和日常的教育是提高群众监督作用的有效方法。
第二、反贪污运动要开展得好，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经过学习，使人人认识到贪污行为是可耻的，有和贪污现象作斗争的决心。这是使反贪污成为群众性的、自觉性的运动的基础。
（二）明确划清贪污的界限，把反贪污的政策和处理方法讲解清楚，才能打破顾虑，促使贪污分子自觉坦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
（三）领导者撑腰，干部带头。许多人有顾虑，看领导者的态度。如果领导者的态度是坚决的，干部又能带头，那么坦白，检举运动就容易开展。
第三、在反贪污斗争中，领导人员既须使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又要在一定时机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查重大案件上。当反贪污斗争刚刚开始时，应着重于打破群众顾虑，把群众组织到坦白和检举运动中来。而当运动已经开展，重大案件已经发现以后，领导方面就要用主要力量追查这些重大案件。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反贪污斗争深入下去。对于较大的案件，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对那些品质恶劣、贪污成性的以及无可救药的分子，应坚决清洗出去。